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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我上床的男人 仅见面四次他便将我强按在床肆意驰骋

发表时间:2018-10-16 18:27:14  来源:晨曦分类信息网  浏览:次   【】【】【
蕉嗌僦厥印U獯未氲挠跋焐踔帘鹊诙位挂 ? 这里需要顺便提到一个问题:中国既未产生自己的生辰星占学,西方传来的也只是匆匆过客而没有长久的市场,那么难道中国人竟对于预卜自己个人的穷通祸福从来就不感兴趣?当然不是如此。预卜个人穷通祸福这一功能,在西方由生辰星占学来完成,在中国则由八字算命来完成。这两者之间其实有共同之处——都要考虑人出生时刻这一时间起算点;只是中国的四柱八字不涉及任何具体天象,自然不可能被归入星占学的范畴。至于中国八字算命法在其创立过程中是否曾受到西方生辰星占学的影响或启发,则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参见《天学真原》,第355、382页。 第一部分 导论第4节 天文学与星占学分道扬镳 “纯粹的”,以探索自然奥秘为宗旨的,或者说现代意义上的天文学,本来也是古已有之的——古希腊天文学就是一个这样的例证。然而自从星占学从古巴比伦向四周扩散之后,即使在古希腊,“纯粹的”天文学一直存在,也不能认为天文学和星占学是相互独立的。理由非常明显:从事这两种活动的是同一些人。即使大名鼎鼎如希巴恰斯(Hipparchus,旧译依巴谷)和托勒密(Ptolemy)——此二人在现代人心目中都是古代伟大的天文学家,也同时都是星占学大师。他们从事天文学研究这一点毫无疑义,也确实是伟大的天文学家,但在另一方面,希巴恰斯是他那个时代的星占学权威,他的星占学说经常被后世的罗马著作家所援引;托勒密更有著名的星占学著作《四书》(Tetrabiblos)。事实上,一直到中世纪晚期,托勒密的名字首先还是与《四书》联系在一起的。而且我们不应忘记,以希巴恰斯和托勒密为代表的、旨在探索自然奥秘的古希腊天文学,在古代世界的其他地方是极为罕见的,甚至可能是独一无二的。 在西方世界,随着希腊文明的衰落,科学精神的光辉也归于黯淡。接下来是始而强悍、继而腐朽的罗马帝国。罗马人对法律和工程技术之类的事务给予最大的关心,而对古希腊有闲哲人们讲求的科学(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现代意义上的!)不感兴趣。再往下就是漫长的中世纪,按照某些西方作家的夸张说法,天文学在此期间除了为教会推算一个宗教节日,简直就不值一提;而星占学由于教会对它的态度颇为暖昧,也谈不到十分繁荣。倒是后来兴起的阿拉伯人在这两门学问上大领风骚。当然阿拉伯学者也像他们的前辈一样是一身二任——既从事天文学也从事星占学,而前者在很大程度上只是后者的工具。 进入文艺复兴时期,星占学在欧洲大为繁盛,天文学也大有进展,但两者仍相互联系在一起。真正使天文学与星占学分道扬镳的大功臣,或许当推哥白尼(Copernicus)。人们通常将他的《天体运行论》(De Revolutionibus,1543)视为现代天文学诞生的标志,乃至视为现代科学产生的标志,确实有着不少理由。与他的前辈们不同,哥白尼几乎没有搞过任何星占学,也未有星占学方面的著作或学说传世。这可以看成是天文学正式从星占学那里独立出来并且“走自己的路”的标志。 历史的发展当然会有一些曲折与反复。虽有哥白尼开了伟大先例于前,旧传统并不会在一夜之间完全被抛弃。继哥白尼之后,有欧洲天学界的又一位骄子第谷(Tycho Brahe)驰誉当世,而他又是一位大星占学家。特别引人注目的是,第谷晚年的学生和助手、以发现行星运动三定律而名垂千古的开普勒(J.Kepler),在星占学方面甚至比他的老师更负盛名。图1是那个时代天文学仍与星占学合为一体的生动写照:图中人物为17世纪典型的星占学家形象,他双手握持天文仪器和计算所需的圆规,身后的建筑物为天文台,屋顶上架设着望远镜;尤其意味深长的是他两臂上摊开着的书册——左臂上为哥白尼(Copernicus)的著作,右臂上是第谷(Tycho)的著作!哥白尼和第谷无疑是文艺复兴时期欧洲天文学界的冠冕,而星占学家是必须研读他们的著作的。这正是自古希腊以来欧洲的古老传统。 然而历史在无情地前进,旧传统终究要有寿终正寝之时。开普勒之后,对于集天文学家与星占学家于一身这种旧传统而言,几乎再也找不到一个有份量的继承人。我们可以说,这种旧传统已由开普勒为之划上了一个不失为辉煌的句号(从这种意义上来说,我们甚至可以干脆将图1中的人物看成开普勒,也不至于离谱太远)。从那以后,天文学家和星占学家不再是同一些人了。尽管人们或许可以在此后的天文学家遗闻佚事中找到他们与星占学有关的零星言行,但那充其量只是他们的余兴或消遣。他们不再将星占学当作自己的职业,他们的职业现在是——天文学家。 在中国,天文学数千年间一直是星占学的工具,既未独立形成学科,当然更谈不到分道扬镳。直到16世纪末耶稣会传教士大举入华之后,情况才发生变化。传教士们在他们的中文著作中系统介绍了托勒密、第谷的天文学说,还涉及开普勒和哥白尼的一些工作,编撰成堪称西方古典天文学百科全书的《崇祯历书》(1634)。这部137卷的巨著中没有任何星占学内容。耶稣会士撰写的其他许多涉及天文学的中文书籍中也没有谈到星占学(前面提到过的穆尼阁《天步真原》一书几乎是惟一例外)。又逢清康熙帝醉心于天文历算之学,大力提倡,《崇祯历书》又在明末清初多次刊刻印行(清初略作修订后改名《西洋新法历书》)。这些新的因素竟使得中国的天学在很大程度上从传统的“皇家禁脔”状况中解放出来,成为平民也可以涉足的学问。江晓原:《十七、十八世纪中国天文学的三个新特点》,《自然辩证法通讯》10卷3期(1988)。在这样的时代氛围之中,中国也产生了一批只研究天文学而不谈星占的平民学者,他们的代表人物是王锡阐和梅文鼎。王氏生前寂寞,但他的著作后来得到推崇,并收入《四库全书》;梅氏则生前即名满天下,成为康熙帝的布衣朋友,康熙不仅召见梅氏,还赐他御题“绩学参微”匾额,甚至将“御制”之书请他指教。王、梅两氏的出现及他们之获享大名,或许可以视为天文学在中国开始从星占学中独立出来的一种历史标志。 第一部分 导论第5节 星占学留下的科学遗产 “星占学是人类历史上最早出现的精密科学(accurate science)”。这个听起来有点夸张的说法其实很有道理。因为星占学除了迷信和神秘之外,它确实需要精密的观测和计算。或者也可以这样说:星占学的前提和基本原理是迷信的,但它所用的方法却不能不是“科学的”。正因为如此,星占学才哺育了天文学的成长,并为后世留下了重要的科学遗产。 星占学为后世留下了大量天象观测记录。其中特别有价值的是异常天象的记录。在星占学家看来,太阳每天东升西落,这没有什么星占学意义;但是如在天空出现了一颗彗星,或发现某星座中出现了一颗新星,这就非同小可,肯定有重大星占学意义了。这种原则是古代星占学家普遍接受的。中国古代星占学也有“常则不占,变则占”之说,所谓“常”即指其出现规律已被掌握且频繁出现的天象(比如太阳东升西落),“变”则指其出现规律无法掌握或不常出现的天象(有些天象的规律已能掌握,比如交食,但仍被列为重大的“变”)。在现代天文学尚未产生的时代,古人之所以孜孜不倦、年复一年地记录大量天象观测资料,星占学的需要可以说是最重要的原因。 对于天文学研究的许多方面而言,年代久远的观测记录资料是特别可贵的。因为天文学研究的对象,其变化在时间尺度上都极为巨大,几十上百年犹一瞬耳,而现代天文学的出现和形成,充其量不过数百年,所以必须求助于古代的观测记录,可以获得数百年前甚至数千年前的数据资料。这方面可举一个特别典型的事例以说明之,即古代新星和超新星爆发记录对当代天体物理学研究的巨大价值。 20世纪40年代初,金牛座蟹状星云被证认出是公元1054年超新星爆发的遗迹,1949年又发现蟹状星云是一个很强的射电源;50年代又在公元1572年超新星(第谷超新星)和1604年超新星(开普勒超新星)遗迹中发现了射电源。这些发现使天文学家设想:超新星爆发可能会形成射电源。然而超新星爆发是极罕见的天象,以我们所在的银河系为例,从公元1604年迄今就一次也未出现过;要验证上述设想,又不能作千百年的等待,则只有求助于历史记载。于是1955年席泽宗发表《古新星新表》,考订了从殷代到公元1700年间的90次新星和超新星爆发的历史记录。1965年席泽宗又与薄树人合作发表《中朝日三国古代的新星纪录及其在射电天文学中的意义》,所获结论更为完善。此两文在国际天文学界引起巨大轰动,出现了多种译本和单行本。之所以会如此,就是因为这些古代新星和超新星爆发记录——完全是出于星占学的传统和需要而作的——为本世纪60年代射电天文学的一系列惊人发现提供了独一无二的历史佐证。这些记录使今人得以统计新星和超新星的爆发频率,从而为恒星演化理论中关于恒星化为白矮星之前会经历这类爆发阶段的假说提供实证检验;恒星演化理论还预言了中子星的存在,1967年发现了脉冲星,不久被证认出正是中子星,而许多天文学家认为中子星是超新星爆发的遗迹;对于黑洞虽无法直接观测,但仍可用间接方式加以证认,X射线源天鹅座X-1曾被认为最有可能是黑洞的天体,有的天文学家认为该天体也可与历史上的超新星爆发记载相对应;随着此后X射线天文学、γ射线天文学等新分支学科的兴起,发现超新星爆发后还会形成这类射线源,等等。这项将古代星占学留下的观测记录与现代天文学研究密切联系起来的精彩工作,几十年来被国际天文学界引用多达一千余次。在有些西方著作中甚至被视为本世纪中国天文学家最值得重视的工作,比如斯特鲁维(O.Struve)的《二十世纪天文学史》。 除了新星和超新星爆发,日食、彗星、太阳黑子等天象也都是中国古代星占学非常重视的,关于这些天象的古代记录也能够为现代天文学提供可贵的数据资料。天文学家将古代中国非常完备的日食记录与理论计算结果进行对比,肯定了地球自转的减速现象和引力常数G的稳定性。利用中国两千年来关于哈雷(Halley)彗星几十次回归的过近日点记录与理论计算结果之差,天文学家能够讨论太阳系内是否存在第十大行星及非引力效应。太阳黑子在西方直到伽利略(Galileo)时代才肯定其真实性,在古代中国星占学家那里却一直被当作“变则占”(有星占学意义的)天象坦然记录了两千年,利用这些记录,现代天文学家讨论了太阳活动周期,肯定了在现代理论中的11年周期外,还有更长的周期存在。 星占学促使人们对恒星位置进行精确测定并建立天球坐标系。由于星占学要根据天象的变异来预卜人事吉凶,这就必须对奇异天象发生在天上哪一位置进行确认和指陈。只有在天空划分区域,西方是用命名星座(constellation)来划定天区,中国是划分为“三垣二十八宿”及各种“星官”,这样才能对天象发生于何处进行有效的陈述。而对天象位置的确认又必须是定量的、精确的,这就必须借助恒星来建立天球坐球系,西方古代习惯采用黄道系统,中国古代则一直采用赤道系统。在传世的古代星占学文献中,各种恒星位置表(特别是标有坐标值的那些表)和星图始终是现代天文学家和天文学史专家特别重视的部分之一。历史上几乎所有著名的恒星位置表和星图都出自星占学大家之手或与星占学有关,比如古希腊时代的希巴恰斯—托勒密(HipparchusPtolemy)星表(1025颗星)、中国先秦时代的《石氏星表》(120颗星,但学者们对确切的观测年代颇有争议)等都是这种例子。 星占学还极大地促进了对日、月和金、木、水、火、土五大行星运行规律的研究。这一点东西方在结果上完全相同,而内部机缘则稍异。在古代西方,盛行的是生辰星占学,这必须详细推算各种给定时刻的算命天宫图——正是由日、月和五大行星的不同位置构成。在中国古代星占学体系中,则极其重视日月交食和行星在周天二十八宿中的不同位置,这些天象都被赋予重大的星占学意义。结果是,东西方不同的星占学体系要求对同样七大天体的运行规律进行研究。这方面的研究构成了古代数理天文学(mathematical astronomy)的绝大部分内容——如果不是全部内容的话。今人看到古代数理天文学内容如此丰富,比如诺吉鲍尔(O.Neugebauer)那部权威的《古代数理天文学史》就有三巨册近1500页,很容易将古代的星占学—天文学家误认为是现代天文学家的同一类人,将他们所从事的活动误认为是同一性质的活动,而忽略了至关重要的一点:在古代,这些数理天文学知识在大部分情况下只是星占学的工具。这种误解在谈论中国古代情况时尤为严重。中国古代的历法被称为数理天文学,这固然不错,历法的全部内容就是对日月五星七大天体运行规律的研究和数学描述;但许多人习惯于将中国古代历法系统与星占学完全对立起来,假想出“迷信的星占学”与“科学的数理天文学”这样“两条路线的斗争”,那就是硬将现代概念加之于古人,强迫古人就范了。事实上,中国古代历法中的绝大部分内容是为星占学家事先推算天象之需而设的。关于此事的详细论证请见《天学真原》第四章Ⅱ,第137~167页。 最后,古代星占学还为后世的历史学家们留下了一项意想不到的遗产——解决年代学(chronology)问题的独特资料。星占学家总是对奇异天象十分注意,通常越是罕见或惊人的天象就越是被赋予重大星占学意义,星占学文献中也会留下越多的细节记录。同时,星占学又相信天象是对人间大事的兆示和反应,因此一些重大历史事件的发生往往被相信星占学的人——古代社会中的智者、先知和哲人大多是这种人——将其与当时的奇异天象联系在一起。另一方面,历史学家则经常为确定某些重大历史事件发生的准确年代而绞尽脑汁,有时因史料不足,某些年代学问题几乎无法解决。这时,如果历史学家转而旁顾,注意一下也许是他们往常不屑一顾的“迷信的星占学”的文献,并能借助于天文学史家的专业知识,就有可能使一些年代学问题“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因为利用现代天文学的理论和方法,许多天象出现的时刻都可以回推和预报,哪怕时间相隔千百年之久。于是,如果能够在某个其发生年代尚待确定的历史事件的有关记载中找到此事发生时某种奇异天象的记录,就能通过回推这一天象发生的准确年代来确定该历史事件发生的年代。对此可以举一个特别著名的典型事例来加以说明。 在中国历史上,周武王伐纣灭殷当然是第一流的重大历史事件。但这样一件大事的年代却未有史料明确记载,历史学家为此想过很多办法,但都无法得到明确的答案。值得庆幸的是,武王伐纣这件大事是古代星占学家特别重视的大事之一,许多奇异天象都被与此事联系在一起。其中有些天象显出后人附会,或是语焉不详,没有推算的价值,但《淮南子·兵略训》中有如下一小段记载: 武王伐纣,东面而迎岁,至汜而水,至共头而坠,彗星出而授殷人其柄。 这段记载明确指出武王伐纣向东进军时,东方天空曾出现过一颗彗星,而且彗尾指向西方(彗星形如扫帚,柄指彗头,“授殷人其柄”表明彗头在东方),这就可以实施数理天文学方法的回推计算。已故的紫金山天文台台长张珏哲推算的结果是:武王伐纣时出现的这颗彗星就是著名的哈雷彗星从公元1910年往前数的第40次回归,当时这颗彗星过近日点的确切日期是公元前1056年3月7日。而它恰在公元前1057~前1056年之交的四个月间行至地球附近,明亮可见。张珏哲最后的结论说: 假使武王伐纣时所出现的彗星为哈雷彗星,那么武王伐纣之年便是公元前1057~前1056年。这个看法,对于我国年代学上这个疑案的解决,可能有所帮助。张珏哲:《哈雷彗星的轨道演变的趋势和它的古代历史》,《天文学报》19卷1期(1978)。 类似的事例还可以找到一些。 此外,推而广之,许多成书年代有疑义的古籍,也可以根据其中的星占之说所记述的有关天象进行回推,由确定这些天象的发生年代再进而推断该古籍的成书年代。这类工作中外学者都做过一些。不过这其中牵涉到许多旁的因素,实际操作起来十分复杂,也不太容易获得一言九鼎的决定性结论。 星占学和其他古代文化成分一样,若深入研究和发掘,完全有可能发现更多的有价值的遗产(当然远远不限于科学或历史学方面)。以上所论,只是较为重要且明显的几个方面而已。 第二部分 外国篇第6节 巴比伦的有关历史背景 美索不达米亚(Mesopotamia)一词,源出希腊语,意为“河间之地”(两河之间),指西亚幼发拉底河与底格里斯河的两河流域地区。这片土地今天基本上在伊拉克共和国境内。美索不达米亚是人类历史上最古老的文明发源地之一。那种认为此地是人类文明共同源头的观点,现今固然已经没有什么市场,但是就星占学这一具体事物而言,则美索不达米亚作为共同源头的地位,看来在很大程度上至今还未能动摇。 在一些通俗性读物中,美索不达米亚的名声似乎不及巴比伦(Babylon)来得响亮。也有人认为这两者似乎是一回事。其实,美索不达米亚只是一个地理名词(即古希腊人所说的“河间地”),当然也常笼统地用它来代指这片土地上的古老文明;而巴比伦则既是两个王朝的名字,又是一座城池的名字,同时也常被笼统地用来代指两河流域土地上的古老文明,还被用来泛指不同时代活动于这片土地上的民族——这会引起不少混淆。 美索不达米亚可以算得上人类历史上最早的多民族政治舞台。许多民族征服过这里,许多强盛的王朝在这里如日中天,最后又土崩瓦解。几千年间,这里的人们真可谓“你方唱罢我登场,反认他乡是故乡”! 美索不达米亚的文明史至少可以上溯到距今六千多年前——约公元前4300年。那时苏美尔人(Sumerians)已活动于两河流域的南端,人类最早的文明就在这里诞生。另有一些考古发掘甚至表明这一文明能上溯到约公元前5000年,1946年开工挖掘的埃利都(Eridu)遗址就被认为是证据之一。学者们现在相信,保存在《圣经》里的关于创世和大洪水的古老传说都是源于苏美尔人的;而这又与保存在泥版上、现已被释读出来的苏美尔人关于埃利都的传说联系在一起,因为其中有这样的记载: 所有土地都成为一片汪洋。之后就建立了埃利都。 当然,洪水之事的真实性是另外一个问题。 在西方学者的著作中,苏美尔文明从发端直到约公元前2900年,通常都被称为“史前史”。从公元前2900年开始,则称为“苏美尔早王朝”时期,这一时期为时颇短,不久之后,苏美尔人的北邻阿卡德人(Akkadians)向南入侵并征服了苏美尔各城邦。约公元前2370年,著名的萨尔贡一世(Sargon I)统一两河流域南部,建立起阿卡德王朝,持续到约公元前2230年而亡。文化相对落后的阿卡德人吸收了苏美尔的楔形文学、苏美尔语中的许多词汇,还有书写工具——泥版与芦苇,用苏美尔文写记阿卡德语,为后世留下了大量历史文献,包括星占学文献在内。在阿卡德王朝衰亡之后的很长时期内,阿卡德文字一直是两河流域地区的主要文字,甚至成为近东各国外交上的通用文字。 阿卡德王朝亡后,又经历一段异族入侵的混乱时期,接着苏美尔人有一次短暂的复兴,建立了“乌尔第三王朝”(约公元前2100~前2000年),乌尔城(Ur)成为整个帝国的首都。 接下来,“巴比伦”之名才正式登场。巴比伦,在阿卡德语中意为“神之门”,原为一城邦,后来成为“古巴比伦王朝”的王都,遗址在今伊拉克首都巴格达以南约90公里处。古巴比伦王朝之第六王、历史上大名鼎鼎的帝王汉穆拉比(Hammurabi)于公元前1758年大振军威,统一了两河流域地区。他颁布了一部以他的名字命名的《法典》,镌刻在一根3米高的石柱上。《法典》使汉穆拉比名垂千古(连那根刻着《法典》的石柱,历尽劫波,至今仍保存在巴黎卢浮宫),汉穆拉比则使巴比伦的名声传遍四方。 古巴比伦王朝持续至公元前1531年,此后美索不达米亚一度处于卡西特人(Kassite)统治之下。此时亚述人(Assyrian)已经崛起,不久成为巴比伦的主人,在两河流域地区开始了长达近千年的“亚述帝国时期”。在此期间巴比伦曾多次反抗以谋求独立。强悍的亚述军队和残酷的四方征战使这段历史充满血腥味。亚述帝国历史上最后一位有作为的名王亚述巴尼拔(Ashurbanipal)于公元前669年登上亚述王位,为挽回帝国昔日的光辉,他穷兵黩武尽力征伐。公元前662年远征埃及,将埃及首都、历史名城底比斯夷为平地;公元前646年攻克巴比伦城,使得老大帝国的回光返照看起来竟像是“中兴”光景。亚述巴尼拔是星占学的热烈支持者,他在帝国首都尼尼微(Nineveh)建立起王家图书馆,里面除了当时巴比伦、埃及等处星占学家提供的各种星占学文献之外,还有医学、数学、地理、历史、巫术等方面的大量书籍。19世纪中叶,英国考古学家在这座图书馆遗址中发掘出泥版文书两万余块。 转眼到了公元前612年,亚述帝国的末日来临,尼尼微在巴比伦与米底(Medes)王国联军的兵锋下化为废墟,美索不达米亚开始了“新巴比伦王朝”时期(公元前611~前540年)。由于这一王朝系由居于苏美尔—阿卡德故地的迦勒底人(Chaldaean)所建,故又得名“迦勒底王朝”。后面这个名称在后世更为响亮,因为这个短短的王朝却是星占学大放异彩的时代。我们在前面已经提到,“迦勒底人”后来在西方人笔下成了“星占学家”的同义词。迦勒底王朝的名王是尼布甲尼撒二世(Nebuchadnezzar Ⅱ,约公元前605~前562年在位),他曾征伐犹太王国,将其中的王公贵族及部分居民掳至巴比伦,即历史上著名的“巴比伦之囚”;他在巴比伦城中所建马杜克(Marduk)神庙内的塔庙就是《旧约》中所说的“巴别塔”(Babel,即“通天塔”);而古代世界七大奇迹之一的巴比伦空中花园又正是尼布甲尼撒二世为取悦于他的米底王妃而建的。这些行事,连同他宫中那些通天通神的神秘星占学家,足以使他成为古代历史上最著名的帝王之一。 强盛的迦勒底王朝也只是昙花一现,两河流域地区不久又处在波斯人的统治之下(公元前539~前331年)。美索不达米亚现在既已成为幅员辽阔的波斯帝国的一部分,它的星占学也开始向周边扩散。随着马其顿王亚历山大的崛起和他的充满传奇色彩的东征,庞大的波斯帝国又在转瞬间土崩瓦解,公元前331年他胜利进入巴比伦,这标志着美索不达米亚地区“希腊化”时代的开始。亚历山大万里长征之后,又回师巴比伦,公元前323年他以33岁的英年染疾病逝于巴比伦城中。 亚历山大逝世后,他那由军事征服而建立起来的大帝国也归于分裂,一些重要的将领据地称王,建立起独立的王国。美索不达米亚地区由塞琉古一世(Seleucus I)创建的塞琉古王朝(Seleucid公元前312~前64年,又称叙利亚王国,亦即中国史籍中的“条支”)统治,这是当时希腊化诸王国中版图最大的。塞琉古王朝虽然直到公元前64年才亡于罗马帝国,被并为帝国行省,但其中两河流域地区早在公元前141年就已并入伊朗的帕提亚王国(Parthian,即中国史籍中的“安息”),后来又长期处于伊朗萨珊王朝(Sāsānid)统治之下,直到伊斯兰阿拉伯人征服该地(公元637年)为止。位于底格里斯河畔的泰西丰城(Ctesiphon)是帕提亚和萨珊两朝的都城。 就研究美索不达米亚星占学而言,塞琉古王朝时期是特别值得注意的。在此期间,虽有希腊与波斯的长期统治,但是巴比伦—亚述文明作为一种较高的文化成分,依然继续存在并对周边产生着很大影响。近百年来的考古学发掘和研究已经清楚地揭示出:在塞琉古王朝时期,有一个高度发达、令现代人惊叹不已的数理天文学体系存在于美索不达米亚——它的起源和形成当然还要更早得多。现今已发现的巴比伦星占学—天文学原始文献(泥版文书),绝大部分属于这一时期。而我们在前面已经指出过,之所以要发展这些数理天文学体系,是因为星占学活动需要这种体系作为工具。正是在塞琉古王朝时期,随着异族统治带来的多种文明的撞击和交融,作为星占学家的迦勒底人将“迦勒底星占学”广泛传播到中近东和欧洲各地。 第二部分 外国篇第7节 星与神 古代巴比伦人是信奉多神的,有些最基本的神来自苏美尔人和阿卡德人,但也有些重要的神来自别的民族,同样得到巴比伦人的崇奉。我们这里只谈与星占学关系较为密切的诸神,以及他们与天象之间的关系。 首先要提到安努(Anu)、恩利尔(Enlil)、埃阿(Ea,又常作Enki)三神。安努是古代美索不达米亚的天之神,他的祭祀中心在乌鲁克城(Uruk)。恩利尔本为风与权力之神,从苏美尔早王朝时期开始,他长期成为美索不达米亚诸神之首,祭祀中心在尼普尔城(Nippur)。上述两城皆为美索不达米亚考古学中的重要遗址,先后出土大量与此两神有关的文物。 关于埃阿神,现代人知道的更多一些。他是水与智慧之神,又是巴比伦城的主神马杜克的父亲。在巴比伦史诗《上界》(原文的拉丁转写为Enrna Elish,字面意思是“在最高处之时”)所述神话中,埃阿用咒语法术杀死了他的父亲——原因是父亲企图将埃阿及众兄弟杀光;父亲被杀后母亲发誓为夫报仇,埃阿及众兄弟(也都是神)惶惧无计,乃求埃阿之子马杜克出场,马杜克神力无边,杀死了祖母,且将她的尸体撕成两半,一半造成天,一半造成地;马杜克又与埃阿一起用血造成人类;最后是马杜克被众神奉为至高无上之神。这个残酷血腥的神话真实寓意何在,是西方神话学家们很有兴趣讨论的课题之一。 安努、恩利尔、埃阿三神在天空中各自管领着一些星群。这方面的情况可以通过一份出土文献获得颇为详细的了解。在已发掘出来的泥版文书中,有一种约成于公元前700年的作品,系综合了此前的星占学—天文学知识而成的纲要性文献,故不妨就简称之为《纲要》(西方著作中习惯以此件开头一词作标题,拉丁转写为:MULAPIN)。《纲要》有一种版本上署有明确年份,由推算可知为公元前687年,发现于亚述城遗址;另一种版本则注明“录自巴比伦”。《纲要》中载有如下内容的表: 恩利尔:33颗星 安努:23颗星 埃阿:15颗星 以及关于这些星相互之间位置的指示。除了个别例外,属于安努神的诸星都分布在赤纬±17°的环带之内;而“恩利尔之路”的诸星在此环带之北;“埃阿之路”的众星则在其南。 顺便可以提到,上述《纲要》中还载有36颗恒星初见于地平的日期表,另有一些表指明此36星(有些是星座)中某些初升时另一些正因周日视运动而隐没不见。通过考察有关三神之星及36星的各种表,研究巴比伦星占学—天文学文献的专家如贝措尔德(C.Bezold)、库格勒(F.X.Kugler)、沃尔登(B.L.van der Waerden)等人已经辨认出了许多巴比伦人的星座。《纲要》中还载有一种恒星与时刻的对照表,借助于一份由当时星占学家留下的信件,可知这种表能用来确定交食时刻。 在古代巴比伦人那里,日、月也各有其神。日神名沙玛什(Shamash),是公正之神,月神名辛(Sin),有时也被尊为“天空之主”。巴比伦人常在一些天文表或其他铭刻中雕上这些神的形像,比如有一件这种作品,年代约在公元前870年,上有日神沙玛什,御高冠,坐于其神龛中,他面前置有大型的日轮象征物;而一位祭司和一位女神正在接引一位王者来到他面前;在日神的头部上方,悬挂着三个象征物,依次代表日神、月神和金星女神伊什塔尔(Ishtar)。日神通常被作为正义的化身,是最公正的仲裁者,君王们都喜欢在那些夸大其辞的煌煌典诰中攀引沙玛什,以示自己公正无私。比如汉穆拉比王的《法典》绪言中给自己安了几十种荣耀的头衔和称谓,其中有一项就是“听沙玛什话的人”。月神辛的地位也很尊贵,因为在黑夜中,月亮的光芒压倒群星,所以月神被视为“显示天与地”之神,汉穆拉比称自己是“辛创造的人”。 至于金星女神伊什塔尔,意蕴更为丰富。她原是古代塞姆人(Shem)的战争与爱情女神,与她对应的苏美尔人的女神是伊南那(Inanna)。在神话中,伊什塔尔是安努神的女儿。美索不达米亚的许多古代名城如尼尼微、亚述等都有自己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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