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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净空法师放生仪轨]净空法师 简易放生仪轨

发表时间:2018-09-11 11:12:45  来源:晨曦分类信息网  浏览:次   【】【】【
一堆熊熊燃烧的火,一个手脚捆绑的人,烈焰旺,身翻滚,炙皮裂肉,惨叫不绝……这是建隆二年(961)东京街头出现的一幕。    
这位史籍未载姓名的被烧之人,是在皇宫“内酒坊”作工的一名小卒子。史籍未说明是否是他造成皇宫内失火,只记载了由于失火,这名小卒子被投入火中而受到活活烧死的严惩。是太祖赵匡胤作出了谁造成失火就要被火烧死的最为严酷的决定,他还下令将与这次失火有关的监官以下数十人,押解刑场斩首,尸体露市示众……    
“自是,内司诸署,莫不整肃。”这是江少虞《宋朝事实类苑》对这次失火处理后果的评价。史籍记述赵匡胤:“圣性至仁,虽用兵,亦戒杀戮”,其形象仁义至极,何以对一次失火如此大动肝火,严惩不贷?其中自有缘由。    
从宋代开国立都于东京来看,赵匡胤面临着一个怎样维护刚刚到手的政权的问题,具体来讲,先是如何固保城池的问题。据传,在开宝元年(968)修城时,赵匡胤看到已经画好的方方直直,四面皆有门,坊市经纬其间,井井绳列的施工图,大怒,自取笔涂改,命用幅纸作大圈,纡曲纵斜,并在旁特注:“依此修筑。”    
开宝修城,确有其事。赵匡胤如此设计,着眼于城池的易守难攻,自有其道理。对开国之君而言,京都的安全,是压倒一切的。任何一点对京城安全造成危害的行为,在赵匡胤看来都是大逆不道、不可饶恕的。    
这种出发点与后来他的继承者对火灾所采取的认真防范的态度,还不尽相同,但是不应排斥这样的认识,即火灾对城市有极大的危害,城市要极端重视火灾预防的思想,已经开始在城市管理者的头脑中占有了一个位置,尽管是很粗浅的。    
乾德元年(963),国子博士聂崇义上言赵匡胤,提出:“皇家以火德上承正统,膺五行之王气,纂三元之命历,恭寻旧制,存于祀典,伏请奉赤帝为感生帝,每岁正月,别尊而祭之。”宋朝立国之初即宣布:国家受周禅,周木德,木生火,宋当以火王,色尚赤。这在建隆元年(960)就被作为国家大典规定下来了,所以,聂崇义的建议,马上得到赵匡胤的批准。朝廷为“感生帝”在南郊设高七尺、广四丈的祭坛,奉宣祖升配,牲用騂犊,玉用四圭,币如方色,常以正月上辛奉祀。    
康定元年(1040),朝廷又在河南商丘即宋朝开国之处设坛祭祀大火之神,用阏伯配享,准中祠。还下诏令:每年三月、九月择日由商丘长吏以下官员分三献,州县官奉礼祭拜。到了徽宗当政,还专建了“火德真君殿”,供奉更甚。    
南宋自绍兴二年(1132)以来,又恢复了东京祭祀火神的传统,如绍兴七年(1137)在临安府设火神位,在每年的三月和九月向中原望祭古商丘之地。绍兴十八年(1148),又将祭火神的“小祀”“升为大祀”。高宗赵构又在太一宫专辟一“火德神殿”……    
任何一点违背火神象征和辱慢火神的作法,在宋朝都是不允许的。像皇佑六年(1054)四月由于出现了日食天文现象,按夏历四月火历正月的成例,仁宗好不惶恐,下令将皇佑六年改为至和元年,并从四月一日开始,减死罪,释流放。仁宗还易服避正殿,减常膳,在四月日食时,用牲祭祀,等等。知制诰胡宿不失时机上奏说:国家要乘火而王,火于五行,其神属礼。国家常须恭依典礼,以顺火性。    
胡宿认为东京不下雨,是因祭祀火神不够,提出要到南郊告谢天地,以消灾旱。胡宿的奏章,是从理论上阐明祭火神的重要意义,恰逢其时,得到了仁宗的批准。由于敬火观念已深入朝廷上下,所以神宗年间,商丘知州张安道据王安石变法而提出的租赁祠庙为市场的作法,提出了火正阏伯和微子两祠庙可否租赁的问题,这一下子就引来了神宗措词严厉的“御批”:“慢神辱国,无甚于斯。”但天下神庙却皆因此而免鬻。    
崇尚火神,就如此得势,以至北宋著名的书画家米芾,就曾顺应潮流刻了一个“火宋米芾”的印章,以示赵宋之尊。后来南宋的博物学家李石也建议:大宋建都在大火之下,宋为火正,其源也是如此。     
然而,火神并未领宋代城市管理者这份虔诚情意,反而较之其他朝代在城市里更为肆虐——    
建隆三年(962)正月,开封府通许镇市民家起火,烧庐舍340余区。五月,东京大相国寺起火,烧房舍数百区。    
乾德五年(967),东京建隆观起火。大中祥符八年(1015)四月,开封府起火,延烧内藏、左藏库、朝元门、崇文院、秘阁。    
明道元年(1032)八月,东京禁中起火,延烧崇德、长春、滋福、会庆、崇徽、天和、承明、延庆八殿。    
景佑三年(1036)七月,太平兴国寺起火。    
元佑六年(1091)十二月,开封府起火,烧得府廨一空,知府李之纯仅以身免。    
重和元年(1118)九月,后苑广圣宫起火,一次焚毁5000余间房屋。    
绍兴元年十二月(1131),临安大火,烧万余家。    
绍兴二年(1132)五月,临安火弥六七里,延烧万余家。    
同年十二月,临安又起大火,烧吏、工、刑部、御史台及公私室庐非常多。    
嘉泰四年(1204)三月,临安起大火,烧尚书中书省、枢密院、六部、右丞相府、制敕粮料院、亲兵营、修内司,延及学士院、内酒库、内宫门庑,烧2070余家。    
嘉定元年(1208)三月戊寅至四月辛巳,临安起大火,烧御史台、司农寺、将作、军器监、进奏、文思、御辇院、太史局、军头、皇城司、法物库、御厨、班直诸军垒,延烧58097家。城内外亘十余里,烧死59人,踩死者不可计算。城中庐舍烧毁十分之七,文武百官只好住到船上。    
嘉定十三年(1220)十一月,临安起大火,烧城内外数万家,禁垒20区。    
嘉熙元年(1237)六月,临安起大火,烧3万家。    
以上是两宋首都火灾的粗略概况,损失异常惊人。中小城市的火灾,也不甘落首都之后,损失也非常可怕——    
建隆元年(960),宿州起大火,烧民舍万余区。    
乾德四年(966)二月,岳州衙署、廪库起火,将市肆、民舍烧光,官吏逾城才逃一命。    
开宝八年(975)四月,洋州起火,烧州廨、民舍1700区。永城县起火,烧军营、民舍1980区,死9人。    
嘉佑三年(1058)正月,温州起大火,烧屋1.4万间,死者50人。    
元丰元年(1078)八月,邕州起大火,烧官舍1346区,诸军衣万余袭,谷帛军器150万。    
绍兴十一年(1141)七月癸亥,婺州起大火,州狱、仓场、寺观暨民居一半被烧光。    
乾道九年(1173)九月,台州起火,一夜未停,烧县治、酒务及市民7000余家。    
淳熙九年(1182)九月,合州起火,民居几乎全被烧光。    
嘉定五年(1212)五月,和州起大火,烧2000余家。    
总而言之,两宋三百多年内,全国发生的大型火灾有两百多次,平均不到两年就有一次,主要是发生在首都及各州县城镇上,其中以京城这样的大城市最为严重。以大中祥符八年(1015)四月荣王宫的大火为例,钱惟演《玉堂逢辰录》记述最详尽——    
火是四月二十三日夜从荣王宫烧起的,当时大风从东方来,五更后火益盛,未至天明,东宫的雍王、相王、南阳郡王、兖王、王、荣王等六宫府第,一时全部烧净。二十四日,火又烧至承天门,西烧仪鸾司、朝元殿后阁,南烧内藏库、香药库,又东回烧左藏库,又西烧秘阁史馆。    
午时,烧朝元门东角楼,西至朝堂。未时,火出宫城,连烧中书省、门下省、鼓司审官院。到了晚上,烧屋舍计2000余间,救火而死的人达1500多,至夜,火仍未绝……    
火烧了整整一天两夜,烧得宫人相压,死于灰烬中者特别多,惨不忍睹,焚烧诸库,使香闻十余里外。宫中的大树大都烧毁了,所余者也都焦枯了。尤其是秘阁三馆的图籍,一时俱烧尽。大风中,纸片碎屑,漫天飞舞,源源不绝,飘向汴水……有人叹息道:唐末五代,书籍只存留下来这些,谁知遇上了这么一场火,一点未剩,太可惜了!    
这一损失使朝廷既惊又痛,大火过后,着手做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补救图书,出示秘本,馆阁传写,且命儒臣编类雠校。宋代的校勘、校理图书官职,就是自此设立的。即使这样,也难以补救图书的损失,到嘉佑五年(1060),朝廷还诏示中外士庶,呈献宫中所缺的图书……    
对火灾的痛切认识,首先还是体现在皇帝的自责上。大火刚过,真宗就发表了《荣王宫火延烧殿庭求直言诏》,指出这场大火是“失于防微”,需“弥深于省咎”,诚恳希望“文武官并许直言”,“勿吝倾输”。真宗紧接着将这次起火责任人荣王元俨,降为端王,贬出东京,降封在一个小地,怨怒情绪溢于诏令之中:“用警未然,使烈焰俄兴,燔延栋宇,罪既有归,勿忘修省!”    
真宗自责,处分荣王,只能说是表面文章。荣王宫之所以起火,迅速蔓延,看似偶然,其实又是有其内在的必然的因由的——    
宋在后周基础上建都于汴,荆南高继冲、湖南周宝权、南唐李煜、南汉刘、吴越钱俶、西蜀孟昶,纷纷辞楼下殿,辇来新朝。他们携妃将雏,举家迁徙,东京一时土木大兴。这和后来的宋廷南渡临安时的情形,有颇为相似之处。    
加之赵匡胤一定国就说服高级将领,去买田建房,颐养天年,拥有广地壮宇就成为一时风尚,而处于政治、经济中心的首都,则为宅园建设首选之地。在东京、临安,占地广、规模大的多为王公贵族的住宅。     
以东京的此类住宅为例:大中祥符年间景龙门北的李遵勖府第,仅其宅第以东就有隙地百余亩,悉疏为池,构堂引水,异石珍木,冠于京城。后来的蔡京常住的阊阖门外南边的府第,更是宏敞过甚,中有高达四丈九尺的六鹤堂,人行其下,望之如蚁。宅第的东园,嘉木繁阴,望之如云……    
从这样的例子中,不难想见本不够宽裕的城市空间的拥挤。“甲第星罗,比屋鳞次;坊无广巷,市不通骑。”《皇畿赋》中的这些话,并非危言耸听。财大势雄的官僚“侵街”、“侵道”的现象屡见不鲜。    
咸平五年(1002),真宗曾下诏令,命右侍禁门祗侯谢德权扩充东京的道路,拆掉沿街而建的“贵要邸舍”,可是招致一片反对声。虽然这次也设立了标记,立于街道两旁,不许越标私建,但真正实行还是很难的。真宗怎么能超越和摒弃他所依赖的统治基础呢?    
况且真宗当朝时,也用了14年的时间,修起了壮丽的玉清宫,宫殿占地颇多,二十八星宿,就各有一殿,面积大到2610区。玉清宫所用的楩楠杞梓,都搜穷了全国的山谷。    
无限制地建府治第、筑楼修殿,势必要占又大又多的地方,其后果就会使东京的衢巷愈来愈狭隘。熙宁中,皇家作坊工匠因受不了苦,想夺门而逃,可是一个老兵将门关上阻挡,他们便无一人冲出。据说最初是因为这个作坊门巷狭窄弯曲,众工匠不堪忍受,请求将这作坊取直放宽,可是未获准许,工匠们便要冲出这牢房般的工作处。堂堂的皇家作坊也这等狭小,东京门巷的狭小可见一斑。    
与唐代长安严格的方格网状街道不同,东京的街道或成丁字形,或成井字形。东京的路面普遍比长安窄,一般不会超过15~20公尺。这可从《清明上河图》上所绘的街道看出来。在东京,不宽的街道两旁,欢门矗立,店楼密列,高低起伏,参差错落,可东京的面积却只有长安的一半,人口却比长安近百万的人口要多,最多时达到150~170万。    
以真宗天禧年间(10171022)计算,东京的人口约为55万左右,神宗元丰年间(10781086)增至为70万左右,徽宗崇宁年间(11021107)增至80万左右。这些数字,当然不包括临时来京者、流动商贩、驻守禁军及其家属等等。有专家曾以天禧五年(1021)城内50万人基数计算,其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公里13570余人,从《清明上河图》可以看到这种人如蜂集般的情景。    
又如《清明上河图》所绘,在沿街店铺及一个挨一个的贵族宅第后面,又有密密的院落或住宅,也就是说密集的各式的市民居住区,占据了宋代大城市的大部分空间。城市人口增加很快,城市范围并无多大扩展,因而居住非常拥挤,这就使庖厨相近的状况日益突出起来,这是城市火灾的一个重要根源——    
程琳任开封府尹时,内宫有一次失火,在场的宫人也都服罪,可是心细认真的程琳,为了明辨是非,就让宫人画了一张火经过的路线图。程琳清楚地看到,这是由于宫人多,居住地方非常狭隘,而炉灶靠近板壁,时间一久干燥了,火灾自然就起来了。    
这纯属天灾,而非人为,但从中却暴露出一个问题,那就是庖厨相近势必会酿成火灾。这也是后人总结宋代城市火灾多的原因之一,即居民稠密、厨灶连绵。一向以懮国懮民为己任的王安石敏感地注意到了这一现象,他曾先后写了《示江公佐外厨遗火》、《外厨遗火二绝》三首诗。其中一首:    
灶鬼何为便赫然,似嫌刀机苦无膻。    
图书得免同煨烬,却赖厨人清不眠。    
如果没有很多的庖厨着火现象,王安石不会花费这么大的笔墨,更不会以宰相身份写出这样的讽刺诗,这些诗的用意无非是想引起市民们的警惕。     
造成宋代城市火灾的第二个原因是宋代民宅板壁居多,砖垣特少。天圣五年(1027),宰相张知白就认为:按《五行志》的说法,宫室盛则有火灾,近来洞真、寿宁观相继失火,这都是“土木太盛之征”。城市中木、竹结构的房屋居多,像临安尤为突出——    
绍兴十年(1140)七月,一场大火烧尽了临安的数万屋室,有一裴姓商人,不跑去救他的质库珠肆的火,而是急忙出城,只要遇上竹、木、砖、瓦、芦苇、椽桷,便不问价钱都买了下来。第二天,皇帝传下旨意:“竹木材料免征税,抽解城中人作屋者皆取之。”这位裴姓商人因此获得了暴利,所得超过了他被烧掉的那些财产。    
这位裴姓商人,琢磨透了临安着大火之后,需要的必然是大量的以木、竹为主的建筑材料,所以他敢于弃万贯家产不顾,去做这笔更大的生意。这样,临安仍摆脱不了板壁居多的格局,仍潜伏着火灾的隐患。    
嘉佑四年,右谏议大夫周湛去襄州任知州,来了一次彻底改革:他发现襄州市民不善陶瓦,住居一律竹屋,时间一长,侵据官道,檐庑相逼,多次着火,危害很大。周湛使命将这样房子,悉毁撤去,自此以后,火患便得到了制止……    
宋代城市火灾第三个原因是奉佛太盛,以至家作佛堂,彻夜香灯,幢幡飘引。扫描一下东京、临安两地的寺院庙观概况,便知这些并非虚言——    
东京的佛寺有相国寺、上方寺等50余处,道观有朝元万寿宫、佑圣观等20余处,其他祠、庙、庵、院等60余处,封丘门内尚有祆教、拜火教等教堂。临安的寺院,有57处之多,加上近郊的共有300余处,还有庵舍13处,道观仅城内就有20余处……    
众多的寺观庵院,加上市民家设神位,节庆祭祀频繁,使城市每天都几乎弥漫在香火之中。从景佑初至庆历中不到十年时间里,玉清昭应、洞真、上清、鸿庆、寿宁、祥源、会灵七宫,开宝、兴国两寺塔殿,相继烧毁,一点遗存也没留下,正像欧阳修所指出的,这全是“累年火灾”造成的。    
像宏伟的兴国佛阁,在东京数十里外都能看见,登六七级,才能见到佛殿的腰腹,佛指大皆合抱,就是这样大得惊人的佛寺,也被焚烧荡尽。佛寺着火的故事还有很多——    
元丰八年(1077),朝廷以屋数千间,连数坊之地的开宝寺为考试场地。考试刚开始,晚上寺里着起大火,许多试官、执事等,无法逃出。冀王宫大小学教授兼穆亲宅讲书翟曼、奉议郎陈访、宣德郎大学博士马希孟等人,统统丧身火海。火灾过后,偏偏有一名叫焦蹈的人高中了榜首,于是,便有了“不因开宝火,安得状元焦”的民谚传开。    
同时也传开了“救火罗汉”的故事。那是因为在救火时,市民们只见一个僧侣在屋上扑火,市民呼唤他下来,他却不听。一会儿,火烧透了屋架,此僧堕于火中,可是,市民们又见他在火中来往奔走灭火。结果此僧在屋架上跌落三四次,到早晨,火熄灭了,人们以为这位僧侣一定死了,一检查,全寺无一僧死亡,只有福胜阁下一阿罗汉像,形面焦赬,汗珠如雨,流淌不止……    
这一故事,是根据开宝寺火编撰而成的一段神话,但元丰八年开宝寺的火着得很大,这确是实在的。火由寺院燃起,却又不得不乞求仙佛来帮助灭火,使我们得以较充分地了解了宋代城市寺院火灾的严重性。宋代城市火灾的第四个原因是人为因素。像荣王宫着大火,就是由于掌茶酒宫人韩小姐与亲事官孟贵私通,偷窃了不少金器,后来事泄,王乳母将对她诘责,韩小姐便秉炬烤着了佛堂前帘,当时正刮风,火遂烧了起来……    
绍兴十年(1140)临安起火,是因三省官吏侵职既多,物资没多少了,便纵火,想用火灭迹,以使朝廷没办法稽考。又如绍兴二十六年(1156),有一官宦人家,为庆祝妻弟荣升御史,摆下酒席,饮到三更才散。侍候的丫环忙了一整天,很累,随手把灯插在板壁上,一觉睡去,那灯火燃到板壁上,一时烈焰蔓延,这一带数百家居,全被烧光……    
这种“人为火灾”,为害最烈,也最为频繁,许多心阴狡猾的人,常常制造这种“人为火灾”,然后诬赖他人放火——    
北宋钱冶任潮州海阳县令时,州中大族某氏家被火烧,追寻踪迹,火是来自某家。官吏便将某家逮捕审问,某家呼冤不服。太守刁湛说:“此案非钱县令审理不可。”钱冶讯问大族某氏,得到一根引发火灾的床脚,经检验,怀疑是居住在同里的仇人家中之物,于是率领吏役进入仇家,取来折断的床脚对合,丝毫不差,仇家当即招供说:“火是我放的,故意留下踪迹在某家,以求逃避罪责。”某家这才获释。     
宋代城市火灾的第五个原因是自然火灾。这种火灾经常发生,而且破坏性极大。像天圣年间(10231032)的一个六月的中宵,由于一场咫尺间说话都听不见的暴雨雷电,引起了玉清宫的一场大火。宫中全以金饰的甍栱栾楹,花费亿万,不可胜计的奇宝异物、巨像穹碑、珍树怪石,悉坠煨烬。这种自然火灾,是难以预防和阻止的,明肃皇后只能对这场“上天”发起的大火号啕哭泣……    
也有官员面对自然火灾,不一味迷信和降服于天,却从调查研究入手,以自然规律解释和证明火灾,取得了很好的社会效果。如仁宗年间,强至任开封府仓曹参军时,皇宫中露天堆积的油幕,一天夜里突然起火,负责看守的人依法都应处死。强至参与审议此案,怀疑起火的原因,找来幕工讯问。幕工说:“制作油幕,必须掺杂其他药物,存放时间长,受潮就会起火。”仁宗听到这一汇报恍然醒悟说:前几年真宗陵墓发生火灾,就是起于油衣之中,原因正是如此。于是负责看守油幕的人便被从轻发落了。也有真是由于天上自然现象而引起的火灾:治平元年(1164)的常州,有一天上午十时许,天上有雷鸣般响声,原来是颗几乎像月亮那样大的星,在东南方向出现。一会儿又震响一声,移到了西南,又震响一声,就掉了下来,落在宜兴县一个姓许的老百姓的园子里。远近的人都看见了,火光照亮了天空,许家园子的篱笆都被烧毁了……    
这是陨星坠落引起的火灾,科学家沈括力排迷信邪说,如实地记录了陨星由听到声音到见到火光的全过程,甚至温度、形状、颜色、比重,都一一进行了一丝不苟的描述,并指出这颗陨星颜色和比重都像铁,是块铁陨石,它灼热,坠落在可燃物上,是可以引起火灾的。    
沈括还详尽地记载和研究了雷击起火的现象。那是熙宁年间,内侍李舜举的家曾被暴雷所击,雷火从正房西边的房间窗口射出来,直窜到屋檐外,大家以为正房已经着火,都跑出来躲避。雷停了以后,那间房子依然完好,只是墙壁和窗纸熏黑了。屋内有一个橱架,里面杂放着各种用具,其中有镶银的漆器,银饰完全熔化,流在地上,漆器却未曾烧焦。有一把宝刀,钢质极其坚硬,就在刀鞘中熔化为液体,而刀鞘却依然完整……    
以上由沈括记录在《梦溪笔谈》中的两起城市火灾,都是由于自然因素而引起的,这种“自然火灾”在宋代以前也有过,不过前代对此都没有形成沈括对这类“自然火灾”的精确的科学的认识。    
宋代城市火灾,主要由前所述的五个方面原因造成。这些方面的原因,互相交叉,错综复杂,这就使宋代城市火灾,呈现出此起彼伏、连绵不绝的状态。这是以往朝代城市中从未曾出现过的新问题,即城市似乎无时无刻不在火灾的威胁之下。有一个真实的故事,似乎可以形象地反映这个问题——    
宋代内宫有一尊玉石雕成的“三清真”神像,起初把它供奉在真游殿,时隔不久,内宫失火,就把三清真神像迁到玉清昭应宫,可玉清昭应宫又失火,只好又把这神像迁到洞真宫。洞真宫又失火,只好再把神像迁至上清官,上清宫却着了一次焚荡无孑遗的大火,可是,三清真神像却保存下来了,宫人又准备将它迁至景灵宫。这尊神像在哪哪着火的事实,使宫司道官惊慌万状,他们不得不斗胆向皇帝上言,认为这尊神像放在景灵宫,景灵宫也会火劫难逃,希望把它迁往他所。于是,神像被迁往和火相克的集禧宫迎祥池水心殿。这一系列充满戏剧性的火灾遭遇,使三清真神像获得了一个“行火真君”的绰号。    
这个看似荒诞不经的故事,正是宋政府对火灾无可奈何心态的反映。市民对火灾还未找出多少有效的制止和抵御的方法,只能以这样的故事自嘲,聊以自慰。事实上,每一次火灾,无论大小,都给市民的心灵以极大的冲击!    
像仁宗当政时,一次皇宫夜间起火,大臣遍叩诸门都进不去,直到太阳高了,才敲开东华门入宫。这时,殿宇多被烧成灰烬,仁宗在升平楼垂帘升座,宰相吕夷简独不拜礼。仁宗问他为什么,吕夷简回答:宫中失火,中外震动,垂帘之下,看不清楚,万一误拜,怎么办呢?    
国家的中枢被一场火灾就搅得如此混乱,真是每当城市火起,就是一场灾难,连续起火,等于浩劫。火灾是最使市民胆战心惊的——    
火逐风飞,一派通红。漫天彻地,金蛇乱舞。咫尺不见,焰赤雾浓。烟迷轩宇,堂榭熏黑。六街成灰,三市如碎。华厦摧垮,驿馆塌颓。雕梁满地,画栋倾毁。呼啦啦天似崩,哗啦啦地如陷。房碰屋,瓦残垣断;楼压台,险象环生……    
男女老少,自相践踏。伤废市民,滚滚叫痛。燎坏军兵,咬牙硬橕。将军狼奔,文臣鼠窜。爷喊乳孙,妻离子散。皇帝弃了辇,宰辅扔了笏,歌妓焦了鬓,宫女烂了额,商贩丢了担,庖娘掉了刀,进士泼了墨,壮卒翻了车,尼姑失了帽,和尚倒了庙。鹦鹉撞了架,鹁鸽坏了笼。骏马散了缰,驴驮着了套……    
这种火灾场面,不止一次地在宋代城市出现过,它促使着城市的管理者,想方设法去预防和消灭火灾。要采取得力的消防措施,一次又一次地被提到历史的议事日程表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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