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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被女婿日了几次 我被女婿从背后日b 老公不在家被女婿插了

发表时间:2019-03-01 17:10:38  来源:晨曦分类信息网  浏览:次   【】【】【
中国人的素质 简介     【作 者】(美)明恩溥著 林欣译   【丛书名】精神收藏丛书   【形态项】 339 ; 21cm   【读秀号】000001257924   【出版项】 京华出版社 , 2002   【ISBN号】 7-80600-680-X / C955.2   【原书定价】 CNY25.00 网上购买   【主题词】民族心理素质(学科: 研究 地点: 中国)民族心理素质   【参考文献格式】(美)明恩溥著 林欣译. 中国人的素质. 京华出版社, 2002.   本书作者以自己在中国几十年的所见所闻为例证,按照西方社会的价值取向和道德理念概括了晚清时期中国人的素质。     引言     知情人一旦到场,人们总是期望他讲述事实,全部事实,只有事实,没有其他。不少与中国有关的知情人,的确已然说出了事实,但也许他们中很少有人能够只讲事实,不讲其他,因此就没有一个人能够讲述全部的事实。无论学识多寡,没有任何一个人可能知晓中国人的全部事实。因此,本书所述将面对三个不同观点。   第一,也许有人会说,向人们展示中国人的真实素质,这种努力纯属徒劳。1857-1858年,伦敦《泰晤士报》驻华记者柯克[注]先生有一个极好的机会去观察处于不同情况之中的中国人,并可以在训练有素的人们的帮助下通过他们的眼睛去正确地理解中国人,正如那时到中国的任何一个作家一样。柯克先生在他出版的信件的前言中,是这样为失败地描述中国人素质而致歉的:“我没有在这些书信中采用描述中国人素质的精品文章。这是一个极大的疏忽。没有一个题目这样吸引人,提供这样大的空间来发挥精致的假设、深入的概括和成功的教义。每一个微不足道但又非议我的人都会毫不犹豫地指责我没有从这些机会中做出些什么。事实上,我本来已经写出整体中国人的几条好的素质,但不幸的是,在我写作这些文章之时,我看到的中国人的言行粗鲁,与我的假设产生磨擦,因此为求真实,我接连烧掉了几封信。需要补充的是,我曾经常常与几位杰出而诚实的汉学家谈及此事,总是发现他们同意我的观点:不可能用一个概念来概括中国人的素质这个整体。然而,这些困难只有了解中国实情的人才会碰到;一个时髦的作家,尽管对此完全一无所知,却会轻易地写出一篇花里胡哨而不符事实的分析文章,而这个题目所需要的恰恰就是事实。或许有朝一日,我们会获得必要的知识,去理解某个中国佬每一次一闪而过的心理矛盾,估量这种心理矛盾在总体中国人之中的确切分量和影响。而目前至少有一点令人满意:我避免了严格的定义,而是用最为固定不变的素质来描述一个中国佬[注]。”   在刚刚过去的三十年里,中国人已经成为国际形势中的一个因素了。我们可以看到,中国人不惧压力;我们更可以感到,中国人难以理解。的确,只有在中国才能确切地理解中国人,在其他任何国家都不行。不过,普遍的印象是,中国人是一捆矛盾,根本无法理解。但是,我们还是无法找到确切的理由,来解释为什么我们与中国人打了几百年的交道,却无法像解释其他复杂现象的集合那样,来理解中国人为什么总是不能互相协调。   针对本书,还有一个更严重的不同观点,认为本书作者不具备写作这本书的资格。一个人在中国生活了二十二年,这件事并不能保证他能写出关于中国人素质的文章来,正如另一个人在银矿里埋头苦于了二十二年,这个事实并不足以证明他就能写作冶金学或金银复本位制的论文一样。中国是一个广阔的整体,一个人如果没有访问过一半以上的省份,只在两个省住过,那他当然就没有权利来总结整个帝国。这些文章本来是写给上海《字林西报》[注]的,只与该报纸的读者有关。然而,有些话题令人激动并且感兴趣,不仅是在中国,而且在英国、美国和加拿大。因此,人们要求作者收集成册。[注]   第三个不同观点是,有人认为本书的观点,尤其是关于中国人道德特点的观点,是误导性的,不公正的。   然而,我们应该记住,印象不是统计学,印象不可能点点滴滴都正确。印象如同照相底片,没有两张底片是相同的,但任何一张底片都可以忠实地反映其他底片无法反映的东西。摄影的硬片不同,镜头不同,冲洗不同,最终照片也不同。   很多人在中国住了很久,比笔者更了解中国,他们的观点与笔者的观点实质上相同。另外一些人的观点也应该受到同样重视,他们认为在某些部位抹上一点鲜亮的色彩,会增加整个“单色的”画面的真实程度。依照这些批评,本书作了彻底的修订。由于本次重版时间紧迫,原先讨论素质问题的篇幅有三分之一忍痛割爱了,但其中最重要的部分还是保留了下来,而《知足常乐》一章则是新近写就的。拒不赞美中国人所具备所展示的优秀品质,拒绝的理由是站不住脚的。同样,会有一种先入之见的危险,言过其实地去夸奖中国人的道德实践,这种夸奖无异于一味贬低。这不禁使人想起萨克雷[注],有人问他为什么在他的小说里好人总是愚蠢,坏人却很聪明。这位伟大的讽刺作家回答说,好人总是有眼无心。有一幅木刻,刻出一棵橡树,观摩者应邀前往,从木刻的轮廓中看出拿破仑在圣赫勒拿岛的侧身像,拿破仑低着头双手抱胸。长时间注视之后,人们总是看不到侧身像了,想想其中一定有错,但一经说明,就会明白不可能看着画面却看不到拿破仑。同样,中国的许多事情一开始谁也没看到,但一旦看出,便永远不会忘记。   正如限制性的从句不可能引入每一个普通句式的句子一样,需要明确地提醒读者的是:本书的这些文章并不试图概括整个帝国,也不是外国人观察和经历的全面概括。这些文字只是一个印象,一个由一个外国人从许多中国人“素质”之中得出的印象。这些文字不是中国人的画像,而只是一个观察者用炭笔勾勒出的中国人某些性格的速写。无数条光线汇聚起来,便成为一条完整的光束。这些文字也可以认为是入门书,其中讲述的各种特点,不仅来自笔者本人的经验,还来自许多人在许多时候的经验的集合。正是如此,这个课题有了这么多的例证。   密迪乐[注]先生,是写作中国和中国人的众多作家中最具哲理的人,他曾说起过,向人介绍一个外族的民族精神的最好办法,就是请他仔细阅读一些笔记,而这些笔记仔细记载着曾经吸引人们注意力的大量事件,特别是那些看来完全异乎寻常的事件,还有这个国家当地居民对此所作的解释。   这样的事件如果列出足够的数量,就可以推导出一个总的原则。结论可以受到怀疑或否定,但引用的这些特例却只因为一个原因而不能弃之不顾:它们的真实程度如此之深,任何关于中国人素质的理论都必须对它们加以认真考虑。   任何人若曾试图比较中国人与盎格鲁一撒克逊人,就会强烈地感到困难太大。这样,有一点会逐渐明白:许多东西看来是中国人的素质,实际上却只是东方人的特点;但这在什么程度上是正确的,每位读者则必须从自己的亲身经历去判断。   有人说,如今在与中国人的交往当中,有三条途径可以去了解他们的社会生活--研究他们的小说、民谣、戏剧。这些信息来源中的每一条,无疑有其价值,但看来还有第四条途径,比前三条加起来都更有价值,但这条途径不对每一个写作关于中国或中国人的作家开通。这条途径就是在中国人的家里研究中国人的家庭生活。正如一个地域的地形在农村比城市更容易弄明白一样,人的素质也一样。一个外国人在一个中国城市呆上十年,他所知道的人们的家庭生活内容,还不如在中国乡村住上一年。家庭之外,我们必须把乡村作为中国社会生活的单元。因此,正是以一个中国乡村为立足点,这些文章才得以写成。这些文章的宗旨,并不是要展示一个传教士的观点,而是展现一个不带任何先入之见的观察者的所见所闻。由于这个原因,没有提出任何关于中国人素质可以用基督教进行改造等等结论。书中根本没有提到中国人需要基督教,但如果书中出现中国人素质中的重大缺点,如何纠正这些缺点则是个公平的问题。   如上所述,“中国人的问题”如今已经远远不是一个国家的问题了。它是一个国际问题。我们有理由相信,到了20世纪,这个问题要比现今更有压力。任何一个对人类抱有良好愿望的人都会关注究竟用什么方法来使人类中那么大一部分人取得进步。如果我们的结论正确,支持这个结论的证据在此之前却是被忽略得太多。如果这些结论错误,那总是它们的错,无论什么证据来支持都没用。   额尔金勋爵[注]回答上海商界提问这件事已过去许多年,但他的话至今听来仍使人感到正确而又中肯:“当阻止这个国家内部自由的障碍消除之后,西方基督教文化会发现面对的不是野蛮,而是全身都有衰退和缺陷的古老文明,值得同情,也值得尊重。在接下去就会有的竞争中,基督教文化将要在聪明而又心存疑虑的人民中找出一条路径,所作的宣言就是一种信仰,一种升入天国的信仰,宣称无论从公众道德和个人道德上而言,都保证比呆在尘世要好。”     出版前言     明恩溥(1845-1942)是美国公理会教士,1872年来中国传教,先后居住于天津、山东、河北等地,广泛接触中国各阶层人群,尤其熟悉下层农民生活,并结交不少朋友。他一生著述了十来本著作,每一本都与中国有关。《中国人的素质》即是他在华传教二十二年之后,于1894年成书出版的一部代表作。本书开创了研究中国国民性的先河,是这方面第一本带有社会学性质的著述,对后世学人影响极深。同时,它也代表了一个时代的中国观。因此,它曾长期作为来华传教士了解中国的必读之作。   本书总结了中国人的素质共二十六条,引证丰富,文笔生动。或褒或贬,无不言之成据。时至今日,读来仍使人警醒与深省。诚然,本书所概括的中国人,是晚清时期的中国人,书中不免褒少贬多,因此笔触略显低沉,还不乏偏颇之辞。由于作者是一位西方传教士,他的立场和观点,无疑会受这一身分的局限。他的视角与结论总摆脱不了西方的价值观。然而,我们不必苛求前人。公平地说,他在揭示中国国民性与中国晚清政体同中国现代化之间的深刻矛盾方面,的确不乏真知灼见。对此,今天的读者自有判断。   本书的深刻意义和历史地位,曾经引起鲁迅先生的极大关注。他二十一岁在日本时,便仔细研读了本书的日译本,并由此致力于揭示和改造中国人的国民性,直到临终前十四天还向国人郑重推荐本书。   本书的翻译以美国国会图书馆所藏1894年第二版插图本为蓝本(Arthur H.Smith,Chinese Characteristics),书中涉及的中外人物、典故、事件和各种引文极为众多。为适应当今的读者,译者均尽量考证,并附有详尽译注,还附有几位重要人物的评论。因此,无论原著与译本,我们均有充分的理由推荐给广大读者。   学林出版社   1998年 12月     第一章 面子要紧     把“面子”作为全体中国人的一种“素质”,一眼看起来实在是荒谬透顶。但是在中国,面子这个词不单指人的脸部,它在字面上是一个群体复合名词,意思比我们所能描述的要多,或许可能比我们所能理解的还要多。   为了理解面子的含义,哪怕不是完整地理解,我们也必须考虑如下事实:中国人作为一个种族,有一种强烈的戏剧本能。戏剧几乎可以说是唯一的全国性娱乐,中国人对戏剧的狂热,如同英国人之于体育、西班牙人之于斗牛。只要很少的触动,任何一个中国人就会以为自己是戏剧中的一个人物。他把自己放进戏剧场景之中,像戏中人一样行礼、下跪、俯身、叩头。西方人看到这种做法,即使不认为荒唐,也以为多余。中国人是用戏剧术语来进行思考的。每当他的自我防御心理觉醒之时,即便他对两三个人讲话,也像是对大批民众。他会大声地说:“我对你说,对你,还有你,对你们说。”如果他的麻烦化解了,他可以自称在赞扬声中“下了台”;如果这些麻烦没有化解,他就会发现无法“下台”。所有这些事情,如果你弄明白,就会知道与现实毫无干系。事实永远不是什么问题,问题只是形式。如果在合适的时间用合适的方式讲出一段漂亮的话,那完全就是戏了。我们是不去大幕后面的,那样的话就会搅坏世界上所有的戏。在生活的各种复杂关系中像这样恰当地去做,就会有面子。如果不这样做,或者忘记这样做,或者中断表演,就叫“丢面子”。一旦正确理解,面子就是一把钥匙,可以打开中国人许多重要素质这把号码锁。   必须补充一点:面子的运作原则和这个原则带来的成就,西方人通常完全不能理解,他们总是忘记戏剧因素,误人无足轻重的事实领域之中。对于一个西方人来说,中国人的面子很像南洋岛的“塔布”[注],都是一种无可否定的潜在力量,只不过面子不可捉摸,不讲规则,只按照人们的常识来废除和替换。这一点,中国人与西方人必须认同这种异议,因为他们从来不能对同一件事情达成共识。在调解小村庄居民永无休止的争吵时,“和事佬”需要仔细考虑面子的平衡问题,正如欧洲政客曾经考虑力量平衡问题。在这样的情况下,目的不是为了公正,尽管理论上要求公正,但对一个东方人来说几乎是不可能的,这种调解完全只是考虑当事各方的面子。同样的原则,也经常出现于法律裁决,很大比例的诉讼结果都是不分胜负的比赛。   送人一份厚礼,是“给他面子”。如果这份礼是某个个人送的,那就只能收下一部分,但很少或者说从来没有全部拒绝过。许多渴望保留面子的例子足以说明这个问题。被人指出一个缺点是丢面子,因而不管有多少证据都要否认这些事实,以保住面子。丢了一只网球,肯定是一个苦力捡到的。他气愤地否认这一点,走到丢球的地方,很快“发现”球就在那儿(从他的袖子里掉出来的),然后他说:“你‘丢’的球在这里。”女佣把一位客人的铅笔刀藏在她主人房间里,人们不久就发现这把铅笔刀在桌布下面,她就装模作样地把它拿出来。在这些例子里,面子是保住了。仆人丢了一把银勺子,他知道要赔,或者从他工钱里扣,他就主动辞职不干,并且故作清高地说:“那钱留着赔那把银勺子好了,我不要了。”这样,他没伤着自己的面子。一个债主知道钱要不回来了,但还是到欠债人那儿,严厉地训斥一顿,表示自己知道该怎么做。钱没要到,面子却保住了,以保障自己以后不会再像这次一样要不回钱。一个仆人忽视或拒绝执行一些职责,一旦得知自己会被解雇,他就重复以前的过错,然后再主动辞职,以保全他的面子。   保全面子却丢了性命,这对我们来说并不具有太大的吸引力,但我们曾经听说中国的一个知县,作为一种特殊照顾,被允许在砍头时身穿官服,以保全他的面子!     第二章 省吃俭用     “省吃俭用”指的是持家的准则,特别用来处理收入与支出的关系。照我们的理解,省吃俭用可以体现在这样三条途径:限制需求,避免浪费,用少投入多产出的方式配置各种资源。不管哪条途径,中国人都是极度地俭省。   来中国旅行的人,所得到的第一印象中便有中国人的饮食极其俭省。巨大的人口看上去只依靠很少的东西糊口,比如稻米、各种豆制品、小米、蔬菜和鱼类。这些东西,再加上其他一点东西,构成了难以数计的人们的主食。只有在节日或是其他特殊场合,才会有一点儿肉吃。   人们已经注意到西方世界已经在设法为极度贫困的人提供价格最低但营养丰富的食品。人们也不无有趣地看到这样一个无可置疑的事实:在中国,普通年景里每天两文钱就可以为一个成人提供足够的卫生食品。即使是饥馑三年,每天不足一文半的定额,也足以让成干上万的人苟全性命。这表明了一个普遍的事实:中国的烹调技艺真是高超。尽管中国人的食物通常是简单而粗劣,在外国人看来还经常是淡而无味,甚至是令人厌恶的,但我们还是不得不承认这样一个事实:在对他们所拥有的东西进行烹调和眼务方面,中国人的确是烹调艺术的大师。在这个问题上,柯克先生把中国人仅仅放在法国人之下和英国人(他可能还算上了美国人)之上。这些国家的人排列起来孰前孰后,我们无论如何不会像柯克先生那样肯定,但中国人无疑要比别国人会烹调。如上所述,即使从生理科学的观点出发,中国人对主食的选择显然是明智的。高超的烹调,简单的作料,丰富的花色品种,即使对中国烹调最不注意的人,也全然知晓。   另外一件极有意义的事实,虽然没有引起我们的注意,但很容易证实。那就是,中国的饭菜在烹调时极少浪费,样样都要物尽其用。任何一个普通的中国家庭,每顿饭剩下的东西下顿都会重新端上桌来,哪怕这些残羹剩饭分文不值。要说明这个普遍的事实,只要看一眼中国的猫或狗的生存条件。这些动物的“生存”真是不幸,它们依赖人们的剩饭,始终是“苟延残喘”。新兴国家中人们的浪费真是臭名昭著,我们可以肯定,像美国这样生活富裕的国家,每天浪费掉的东西,足以使六千万亚洲人过上相当富足的生活。但是,我们愿意看一下这么多人被剩下的东西养肥,正如许多中国人在“吃饱”之后,仆人或小孩就有份来分享剩饭剩菜!即使茶杯里剩下的茶叶,也要重新倒回茶壶里去再煮一遍喝。   有一个事实,我们不能不给予充分的关注:人类很注意食品的卫生,西方人越来越注意到这一点,但中国人却不是这样。进网的都是鱼,无论什么东西迟早都会进网,几无幸免。在中国北方,马、骡、牛、驴到处都在干活,很多地方还用上了骆驼。有些读者看到如下做法无疑会感到实在是节约得过分:动物死后一律吃掉,不管是撞死、老死,还是病死。这已经司空见惯,常常没有人说啥,也没有人因为动物可能死于常见于牛身上的胸膜炎等流行病而放弃这种习惯。得这种病的动物的肉,不比得了其他病,人吃了也会生病。人们在廉价购买病畜肉的时候完全知道这一点,但肉还是全部卖完,全部吃下去了。知道有害还去买,无疑是因为他们图便宜,冒险为之。不过,应该说吃了病畜肉而生病的人毕竟是少数。死狗死猫也吃,与死马、死骡、死驴一样,进入同样的消化吸收过程。我们曾经亲身经历几件村民煮死狗吃的事例,这几只狗都是被人故意毒死的。其中有一次,有人想起去问一个外国医生吃了会有什么危险,但因为狗已经“在锅里了”,这些最后侥幸没有中毒而死的幸存者此时已经无法下狠心放弃这顿美味,结果这次放纵瞎吃却一点儿都没啥。   与做饭有关的中国人节俭的例子是,他们极好地处理了燃料匮乏与制锅材料之间的关系。燃料既少且贵,用的基本上只是些叶子、秆儿和庄稼的根,一烧就没了。为了满足这种需要,锅底要做得越薄越好,操作起来要非常小心。搜集所需燃料的全过程,是中国人极度节俭的又一个例子。任何一个最小的孩子,别的干不了,至少还能捡点柴禾。捡柴禾的大军,出现在秋季和冬季的田野上,在他们的竹耙那饥饿的利齿之下,地上连一根杂草都不剩了。孩子们被派往树林去打秋叶,好像打的不是秋叶而是栗子,就连麦秆也极少能够来得及在秋风吹拂之下“风吹两边倒”,就已经被拾柴心切的人们“争抢”一空了。   每一个中国的家庭妇女都懂得最大限度地利用布料。她的衣服不像她的西方姐妹那样,在花式和做工上考究费神,而是尽量事先计划节约时间、精力和布料。一块再小的外国布料,中国妇女也不会嫌弃,她会使这块布料再次出现时如果不是以美的形式,就是以物尽其用的形式,这种形式是整个“家政”女作家议会所无法想象的。一个地方派不上用场,另一个地方一定能派上用场,一片小碎布条也足够用来纳鞋底。伦敦或纽约的行善之士,把自己用不上的衣服施舍给穷人,希望这样的接济千万不要造就出一些依赖他人的穷人。这真是弊大于利。但不管谁把类似的东西施舍给中国人,尽管他们所用的布料和式样与我们的截然不同,但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这些衣物早晚会物尽其用,直到把最后的零料与其他布料搭配使用才算把它用完。   中国人经常在纸上题字送朋友,但纸是松松地缝在一块丝绸底子上的。是缝而不是贴,目的在于让朋友若另有选择时可以把题词拆下,这样就有一块可以派大用场的丝绸了!   中国人的节省,也反映在小商贩买卖上,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小到不引起注意。一个小商贩,比方说,可以确切地说出每种不同火柴的根数,并知道每盒能赚多少钱。   中国人的每一页旧帐簿,都会用作窗户纸或者灯笼纸。   中国人厉行节约,甚至到了不惜节省日常必需的食品。他们看不到其中的不合理,而以为是理所当然的。香便文[注]博士的《基督教与中国》一书中有一个很好的例子。他本人被三个苦力抬着走了二十三英里路,花了五个小时。这三个人接着又返回广州,去吃专为他们而留的早饭。早饭前走四十六英里,一半的路还抬人,目的是省五分钱。   还有一次,两个轿夫抬了三十五英里的轿子,又坐船回来,他们从早上六点起就没吃东西,却不花三文钱吃两大碗饭。那条船搁浅了,他们直到次日下午二点钟才到达广州。这样,这些人已经有二十七小时没吃东西,负重走了三十五英里,抬着香便文博士走了十五英里到广州——这十五英里自然还包括他行李的重量!   中国人的节俭所带来的许多东西,西方人根本就不乐意看到,但我们却不能不承认表现在这些东西之上的纯朴天性。这个帝国的许多地方,尤其是(说来也怪)北方,男孩、女孩一年中有好几个月一丝不挂,四处转悠,像在伊甸园里一样。这是为了让他们舒服一些,但基本动机是节省衣物。中国无以数计的独轮车都嘎吱作响,因为缺少几滴可以使车子不响的润滑油。油从没上过,因为对被冠以“神经麻木”的人来说,嘎吱声要比油便宜。   如果一个日本人要移民外国,他会在合同上特别注明每天需要多少加仑的热水,以便按照传统洗澡。中国人也有浴室,但大部分中国人从来没有走近过,甚至根本就没见过。一个中国母亲的孩子满身尘土,她用一把旧笤帚给孩子扫扫土。见此情景,一个好奇的外国妇女便问:“你每天给孩子洗澡吗?”这位中国母亲愤愤不平地说:“每天洗!他生出来就没洗过!”对于一个普通中国人来说,即使肥皂商把“比上还便宜”的广告口号贴到他窗口,他也不会有什么触动。   中国人毫无疑问会把一般外国人看做“肥皂浪费者”,这是意大利人对英国人的称呼。中国人洗衣服对他们自己来说算是洗了,用的肥皂省得不能再省,但如果同我们所说的洁净程度相比,就几乎不在讨论之列了。我们不禁认为这只是为了节俭,因为许多中国人同我们一样也爱清洁,尽管生活条件十分艰苦,但他们的确是整洁干净的典范。   正是因为节省的本性,一般不可能买到现成的工具。你可以买到“原始”的半成品,然后再自己精加工。自己加工总要比买现成的便宜,人人都这样想,什么现成的东西都没有了。   我们已经说过节省材料的事情,比如普通房子光线都很暗,点一盏灯花不了多少钱,但也要把这盏灯放在墙洞里,以便同时驱散两个房间的黑暗。这样的情况也发生在中国的各类加工厂,比如各种编织制造厂、陶器制作厂、金属加工厂、象牙雕刻厂等等。这样的工业,对于我们来说,似乎更多地证明了中国人的节俭,而不是表明他们的创造才能。本来可以有许多比现在更好的方法来完成中国人的工作,但好的方法就会使中国人原本在做的事情变得没味儿了。他们好像能够无中生有地制造所有的东西,这是他们的产品的共有特点,无论简单的还是复杂的产品都是如此。他们可以在一个小院子里建一个小规模的炼铁炉,也可以在一个小时内用一小摞泥砖垒起一个炉灶,可以一直用下去,也挺好烧的,而且不花钱。   没有比完成重大任务时的安排,或者确切地说,缺乏安排,而能更好更典型地说明中国人的节俭了。在中国,每年都有大量的谷物作为皇粮送到北京。从天津通过北河[注]运到通州。一位“谷物交换”商人会吃惊地发现,所有需要机械来把这些堆积如山的稻谷卸船、称量、搬运的工作,却只是用一批苦力,用形状如同截锥、大小相同于一蒲式耳的箱子,以及一定数量的草席。仅此而已。草席铺在地上,谷子倒上去复秤,装袋,运走,再把席子一收,这个帝国的谷物交易所又重新成为泥岸了!   对于一个美国烟草种植园来说,最大的支出便是为烘干烟叶而建的一个结构精巧的长长的棚子。而中国人却不必为此花什么钱,棚子用茅草来搭,茅草旧了可以作燃料,与新茅草同样好用。烟叶摘掉之后,肥壮的秆还站在地里,用草绳把烟叶扎紧,挂在一根根的烟杆上,夜间连同绳子一起收起来,就好比晒在绳子上的衣服。在简便和效果上,这个方法是无与伦比的。   每一个悉心观察的居住者,都可以加上这样的例子来说明中国的社会现实。但是,你找不出更突出例子了:一个中国老年妇女,拖着痛苦而缓慢的步子蹒跚而行,有人打听了一下,才知道她是去一位亲戚家,那地方方便去祖坟,这样,可以节约抬棺材的开支,因为距离缩短了!     第三章 辛勤劳作     勤劳的定义是:对任何工作出于本性的勤勉——终关注工作。当今世界,勤劳是最受称赞的美德之一,一直得到尊敬。   大体上说,一个民族的勤劳由三维构成:长度、广度、厚度;或者说,其中有两维表示范围的大小,另一维表示强度的强弱。长度是辛勤劳作所持续的时间,广度是指辛勤劳作者的人数,厚度是指在“出于本性的勤勉”和“始终关注工作”中所显示出的精力。这三个要素的产物便是综合的结果。无疑,偶尔到中国的旅行者与长期定居在中国的人、他们的印象是不同的,但他们都会认同中国人出于本性的勤勉真是广泛。刚到中国的人所得出的第一印象,会使他认为中国人正在社会生活中实践着约翰·卫斯理[注]的名言,他认为一个成功教会的规律是:“完全投入,永远投入”。游手好闲在中国极少见到。每个人都看来忙着什么。当然,也有相当数量的富人,虽然在全国人口中所占比例很小,可以不工作也过好日子,但他们的生活也并非像外国人从表面上看上去那样的平庸。中国的富人并不是不干事,而是仍像受穷时那样关注他们的事业。   中国人把自己分为士、农、工、商四类。让我们来看一下这些社会阶层是怎样辛勤劳作的。   西方人很难去同情中国这样的教育模式,其各种弊病不容忽视,但有一个特点却始终吸引人们的注意力——勤奋才有回报。为有钱人出钱买学衡而开的后门,极大地挫伤了考生的热情。但这还不是最主要的。所有的省份都在抱怨的是候补的人要远远多于有待填补的空缺位置。从最低级别到最高级别的所有考场,看来都挤满了,每一个职位的竞争者常常达上万。我们设想一下每次晋级考试中考生所倾注的心力,我们就会对中国知识阶层的勤奋有一个清晰的概念了。《三字经》中提到的人物,他们勤学不辍的传统精神,比如借助萤火虫的微弱光线读书,比如把书拴在牛角上边耕地边看书,至今为中国各地成千上万的人所模仿,他们在不同程度上与传统事例相类似。在很多情况下,一旦获得最低的学行便不再勤奋了,但中国人不把这样的人看做学者,而是把在狭窄而又荆棘丛生的小路上坚韧不拔最终获得成功的人看做学者。除了中国,还有什么地方会有这样的事例:祖父、儿子、孙子在同一场考试中竟争同样的学衔,经过长期努力,终于获得梦寐以求的荣誉。   1889年春天,《京报》[注]上有几篇奏折谈及参加省试的老年考生。福州官员说,那里秋试中有九个应试者年过八十,有两个年过九十。他们通过了考试,文章实属佳构,字也写得老成。他说,老年考生过去六十年来已经参加了三次考试,第四次即使不通过也会授予名誉学衔的。河南的地方官也同样报告说,那里有十三位八十多岁的应试者,一位九十多岁,他们全部“通过了为时九天的严峻考验,文辞准确完美,全无暮气”。令人称奇的报告来自安徽省,有三十五个应试者八十多岁,十八个九十多岁!此情此景,别的国家会有吗?   如果说中国学者的生活是一种持之以恒的勤奋生活,那么中国农民的生活就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了。中国农民的工作如同一个管家的工作,永远都干不完。北方各省的农民,除了相当短暂的隆冬季节之外,总有活要干,而且是大量的活。毫无疑问,任何一个地方的农民多多少少都是这样,但中国农民的勤劳是很难超过的。   农民是这样,扛活的人就更是如此了。他们长期勉于饥饱,生活永远是苦差使。农民要殚精竭虑,细心照看每一棵白菜,抓小虫子和毛毛虫,扛活的则要去找寻更琐屑的活计,他要想尽办法弄点吃的养活自己,养活他那一大家子人。有事外出的人,即使那些地方通马车,也常常不得不半夜一过就上路,因为有人告诉他们这是习惯。但不管你几点钟上路,都会有身材矮小的农民在路上拿着叉子,背着筐子,四处巡视,寻找拾粪的机会。如果没有其他非做不可的事,拾粪是件持久不变永远也做不完的事情。   经常有一些人不得不寻找两种工作来互相调配。比如天津的船工每当河水结冰无法行船时,就拉起冰撬,这个方法可以用最小的代价、最短的时间拉东西。同样,有些地方的大部分农村人口忙里偷闲地做帽子、搓草绳,至今还有不少东西拿出去卖钱。你看到中国的妇女,她们的手很少不在纳鞋底的,即使在巷子口聊天,她们也是这样边纳边聊;或许你看到她们在纺线,总不会闲着。   最不知疲倦的阶层便是商人及其伙计。即使在西方,店员的生活也不是挂闲职领干薪,不过要比中国的同行轻松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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