牌牌琦快手为什么封了?牌牌琦大概什么时候能回归

第一部 文明前传 河姆渡文明之谜　 　 　 北纬30度线是一个神秘的地带，世界上许多著名的自然之谜和人类文明之谜都贯穿在这个北纬30度线 　　 6000年前居住在河姆渡的古人类已经能够的掌握水稻种植技术 　　 河姆渡人的生产工具--骨耜 　 6000多年前的河姆渡人已经发现了在木桩和木板上分别凿出榫卯 　　 　　 河姆渡先民的磨石，用于做小型的骨制工具；在河姆渡遗址居住区域发现的大量古器和陶罐 　　 河姆渡人除了掌握水稻种植技术以外，已经开始驯养家畜 　 考古人员挖掘出的11座墓葬 　 有人认为这些挖掘出来的木板和木桩，可以推测出远古时代这里可能是个海湾 　 这口水井的发现使考古人员推测这个地方很可能是古人类居住的村落 　 第一部 文明前传 消逝的良渚古国　 　 　 施昕更在家乡余杭县良渚镇，首次发现了大批新石器时代晚期的陶器、石器和玉器 　　20世纪70年代初，中国浙江省余杭县长命乡的一个农民在农田翻地时，意外地挖出了一些古玉器。过文物部门鉴定，这个农民挖出来的古玉，是属于距今5000年前的玉器。 20世纪70年代初，中国浙江省余杭县长命乡的一个农民在农田翻地时，意外地挖出了一些古玉器 　　考古人员沿着这个线索寻找，最后找到了一个叫反山的地方。说它是山，不过是比其他地方高出4、5米的一个大土堆，这个土堆并不是自然形成的，而是由人工堆筑的熟土堆。是什么人在什么年代为什么而堆的？在这个土堆附近，为什么会出现古玉？考古人员立即想到了“良渚文化”。 　　“良渚文化”是一个考古学名词。20世纪30年代中期，一位叫施昕更的学者在家乡余杭县良渚镇，首次发现了大批新石器时代晚期的陶器、石器和玉器。1949年后，新中国的考古工作者在太湖周边的许多地方，又陆续发现了相类似的遗存，以夏鼐为代表的中国考古专家将这些史前文化遗址正式定名为“良渚文化”。 现已发现的良渚文化遗址多达500多处，散布在长江下游环太湖地区36000平方公里的范围内 　　 在12号墓坑中，一共出土了700多件玉器,全是真玉 　　 这个玉琮重达6.5公斤，被称为玉琮王 　　良渚玉器中数量最多的是这种叫璧的玉器。不论是玉璧、玉琮，还是玉钺，面上都雕有一个神秘的图案。起初人们对这个图案并没有在意，但它反复出现在不同地点出土的不同玉器表面，引起了考古专家的关注。有一点确信无疑，这是一个神徽，而这些刻有神徽的精美玉器，与那个神秘的祭坛共同承载着良渚人神圣的祭祀活动。 在良渚玉器中数量最多的是这种叫璧的玉器；举行仪仗时使用的这个器物叫“钺”；神秘的图案 　　 1993年，在一个叫莫角山的地方又有了新发现；工作现场；土墩的泥层面上密集清晰的夯窝 　 夯窝洞内有木柱腐朽的痕迹，洞底有坚硬的台面 一块没有完全炭化的绢片 这些刻在玉器、陶器上的神秘符号，是否就是良渚人创造的原始文字 　　 第一部 文明前传 三星堆：文明孤旅（1）　 　 　 青铜人头像 　　1929年春季的一个傍晚，农人燕青保和兄弟三人在挖蓄水沟时，意外地发现了一处宝藏。在那一两年间，广汉月亮湾挖出珍宝的消息不胫而走，古董商闻讯后蜂拥而至。燕道诚与众多玉器商人所不知的是，就在离他家不远的地下沉寂着为数更多的千年宝藏。 　　直到五十七年后的1986年，这些器物的一部分才得以重见天日。 　　1931年春，正在广汉做传教士的英国牧师董宜笃从燕道城手中拿到了几件玉石器，随即送交给华西大学博物馆的戴谦和教授。美国人葛维汉在华西大学博物馆担任馆长。当他第一次见到那几件玉石器时，隐约地感到一个重大的机会即将来临。 　　1934年3月15日，葛维汉与华西大学博物馆副馆长林名均教授组建起一支考古发掘队。他们在月亮湾燕道诚家的院子旁首次进行了发掘工作，从而揭开了中国川西平原考古的序幕。但是这一次他们和仅仅600米外的三星堆遗址错肩而过。 　　1953年，西南博物院院长冯汉骥先生与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王家佑等人来到广汉。他们重新提出三星堆一带有古文化遗产的可能。三年后，四川省博物馆的王家佑、江甸潮在三星堆-月亮湾进行考古调查。王家佑在燕道城家里住了许多天，关系相处得很融洽。在王家佑的一再鼓励下，燕道城一家终于将家藏的玉璋、玉琮、玉钏、石壁等文物贡献出来。 　　1960年，四川大学历史系考古研究组又对三星堆和月亮湾等地的文化遗存作了全面调查。 　　从1970年开始，有人在三星堆和月亮湾一带古遗址搭建起砖瓦工厂，致使大片的古文化遗址遭受破坏。那时，正在广汉文化馆当文物干部的敖天照见此情形很是上火。 　　敖天照先生为古代遗存四处奔走，1980年5月，四川省考古队对三星堆遗址开始了面积为1200平方米的抢救性发掘。考古者发现了龙山时代和据今3000—4000年的房屋基址18座，墓葬4座，出土了数百件陶器，石器，玉器文物和数万片的陶片标本。两年后，国家文物局决定对三星堆专款专项考古发掘。 　　1986年，四川省考古所在三星堆进行了最大规模的发掘工作。领队：陈德安，副领队：陈显丹。这一年，是中国的虎年，按照传统的说法，会有许多人成为命运的幸运儿。 　　四川大学的林向教授与霍威、李勇宪及20名考古专业的学生一同参与发掘。 　　在考古现场，考古者小心地揭示着表土下面的蛛丝马迹，而砖窑厂的工人们却加大力度拼命挖土。 　　一个巨大的秘密已经是触手可及了。 　　1986年7月18日。这天下午，砖厂工人一个惯常的动作突然改变了考古发掘的全部节奏。 　　陈显丹：“我们当时在那里整理这一年年初的挖掘材料和资料，在我们整理时的有一天下午，有一个民工，就到我们这告诉我们说，又挖到了几件玉器，几件玉器被他们挖土的民工抢了，大家把它们哄抢了。” 　　通过考古队的成员向当地百姓的宣传，大家最终还是归还了这一批玉器。 　　一个宝藏的门显现出来，但谜底是什么呢？ 　　陈显丹：“我们当时判断以为是一个大墓，象在安阳殷墟武官村大墓一样。” 　　7月下旬的一天深夜，陈显丹先生和几个助手正在现场值班。现场显得非常安静。有一个细节引起陈显丹的警觉――当时，他的手碰到了一件东西。 　　陈显丹：“那天晚上就打开了这个宝库的大门，在2点30分的时候，我们就挑出了在灯光底下一点点发光的东西，上面有一些花纹，这些花纹是一条鱼，当时一看是黄金的，我以为就是一条金鱼，接着我就用竹签慢慢慢慢往下挑，越挑越长越挑越长后来弯弯曲曲的就出来了，有一米多长，我们就不敢往下做了。” 　　当夜，四川省考古所的赵殿增先生听到了敲门声。 　　赵殿增：“当时那会儿我还是单位的这个主任，这个陈德安就是晚上敲的我的门，一开的时候第一句话就说重大发现，重大发现，跟真人那么大的铜头、铜人头，而且还有一个金拐杖，金灿灿的，我们赶紧给它盖了，是派人去守了，说赶紧去。” 　　考古者从坑底清理出众多器物。奇怪的是，这些器物或被损毁或被火烧过，并有许多牛、羊、蚌壳以及人骨渣。从烧得发白的骨渣情况来看，这些动物经过了放血的过程。也许，这些迹象和当时人们的宗教祭祀礼仪是有关系的。 　　当人们看到一号坑出土的众多器物时，空气仿佛凝固了。 　　1986年8月14日傍晚，一件另所有的人始料不及的事情又发生了。砖厂工人在距离一号坑30米的地方挖土时，一个埋藏着宝藏的地点暴露出来。考古者迅即赶到。 　　经过七天的准备工作，考古队于8月27日下午对二号坑开始发掘。 　　他们凭借娴熟的手工技术一层一层地拨开坚硬的表土。52年前，第一次接触三星堆考古的人也许曾经脚踏过这里。那时，葛维汉、林名均在燕家院子藏有玉石器的坑旁发掘出一些玉石器和陶器残片。林名均教授想起了一个人，旅居日本的郭沫若。郭沫若接到林名均先生寄去的照片和说明后回了一封信。他认为葛维汉、林名均在广汉发现的玉璧、玉璋、玉圭等器物均与华北、华中出土的相似，这是古代西蜀曾与华中、华北有文化接触的证明。他又说，“蜀”这一名称曾先发现于商代的甲骨文，当周人克商时，蜀人曾经前往相助过。 　　相对中原华夏族而言，蜀族居住在西南边陲地带。在华夏族的眼中，蜀只不过是邦外之长。到了魏晋时期，东晋常璩《华阳国志·蜀志》中才有片段关于蜀的历史和传说记载。 　　先秦的蜀国并不是一脉相承的单一王朝。在秦灭蜀之前，蜀分别由蚕丛、柏灌、鱼凫、开明等诸族系的首领统治。 　　到了开明九世，开始建造都城成都。在今成都市北门外驷马桥以北1公里处，曾经有一座高10米、直径140米的土丘，那便是羊子山土台遗迹。羊子山土台的方向使人们和三星堆联系到了一起。三星堆的建造年代比羊子山土台更早。其方向被后人测定为北偏西约45度。引人注意的是，羊子山土台的方向也是北偏西45度。而考古者在1986年发掘的两个器物坑的方向同样也是北偏西45度。这种方向的一致性如果不是巧合的话，那么这其中到底隐藏着什么玄妙的信息呢？ 　 第一部 文明前传 三星堆：文明孤旅（2）　 　 　 三星堆出土的玉器 　　三千两百年以前，在三星堆，因为一个神秘事件的发生，致使几千件王国的宝器历经损毁埋入地下。 　　1986年8月14日三星堆遗址二号祭祀坑被发现。坑内堆积迭压着大量遗物。 　　人们最先看到的是一件体量巨大的青铜器物，它与众多的其他器物杂乱地垒压在长方形坑里。 　　陈显丹：“那个纵目面具，当时是倒着的，它的下颌朝上，头顶朝下的。当时出来的时候，谁也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最后发掘完了之后，发现它是一个很大的面具。” 　　这件造型奇异的器物当年被埋入坑中的时候，曾经历过人为的损毁。考古者将它命名为青铜兽面具。 　　青铜兽面具是众多面具中的最大者，体高65厘米，体宽138厘米。与同期出土的其他青铜人头和面具截然不同的是，兽面具的五官非常特殊，两只凸显的眼睛直径13点5CM，长度达16点5CM，所以也有人称其为凸目面像。与凸目面像同期出土的所有青铜人头与青铜面像的眼睛造型均突出于眼眶。 　　《华阳国志-蜀志》中有着这样的记载：有蜀侯蚕丛，其纵目。蚕丛，即蚕丛氏，是蜀人的先王。 　　古代蜀人的先祖名为蜀山氏，一种观点是：蜀山氏与后来的蚕丛氏最初是从岷江上游兴起的。 　　岷江上游的地方，有一些羌族人的聚居地。 　　段渝：“古代的羌族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民族群体，整个中国西部基本上都是羌族。中国西部基本上都是羌族及其后代的分布地域，它有一个从北往南发展的历史。” 　　古蜀人有大石崇拜的习俗，他们相信某些巨大的石头林中曾诞生过自己的祖先。传说大禹出生在北川县禹里乡的石纽，在那里，一块刻有石纽字样的巨石面朝西北方向。 　　生活在茂县蚕陵重镇的人们叫做蚕丛羌，他们认为自己是蚕丛氏的直接后裔。这个地方的石头很怪，传说这片大石头林就是蚕丛的故里。 　　今天的羌族人也许就是古羌人的后裔或是一个分支，当然，我们将今天的羌人与古蜀人建立一种渊源联系还只是多种假设之一。 　　让我们回到三星堆面像的眼睛上来。纵目，指的是怎样的一双眼睛呢？林向先生分析说：“东巴文字里面就有这个说横目的显于善，纵目的显于美。他纵目他就画这个刁起来的，眉毛也刁起来的，眼睛也往上刁的。跟我们现在这里所出土的三星堆出土的那个神像完全是一样的。” 　　龙晦先生认为，凸目面具代表的是鸟的形象。江章华、李明斌先生认为，三星堆人相信他们的图腾祖先与鸟有关，纵目面具实际上也应是人鸟合体的一种正式表现形式。古人相信，人和图腾是可以相互转换的。而在黄河中下游地区的东方古族，对鸟形的崇拜同样存在，这其实也构成了另一种假设：古蜀人可能缘起于东方。 　　龙晦先生在《广汉三星堆出土铜像考释》一文中指出，人形凸目铜面像的两个尖尖的耳朵是杜鹃鸟的两只翅膀。它的勾啄般的鼻子则象征它是鹰隼一类的鸟。古蜀国的第二代王叫鱼凫。凫就是鸟，具体指的是水上的鱼鹰。 　　距离三星堆遗址很近的地方有一条大河叫鸭子河。现在，依然有打鱼的人在这条河上豢养鱼鹰。这种能战胜鱼的鹰也许在远古时代被人们仰慕，所以从三星堆出土的器物中，我们可以看到许多和鱼鹰或者和鸟类似的造型。 　　在三星堆青铜器中，人们发现了很多奇怪的器物，它们是菱形的、钩云形的和圆袍形的。它们也被看做是眼睛。 　　说到眼睛，也许可以从甲骨文中的蜀字谈起。在甲骨文中，蜀字有二十多种形式，无论是哪一种形式，字的上方都有一个大眼睛，下方是一个弯曲的身体。最早的蜀字是没有虫字的，虫是后来发展的，金文时期将它固定起来，然后直到汉隶才把它拟定为现在的蜀字。 　　赵殿增：“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那么蜀这一支人在商代的时候就是殷商的时候已经和中原有密切的关系，这个甲骨文有几十处记载，那么也就是反映了他整个的一个祖先传统，那么现在找到的这个三星堆的这个青铜面具和大量的眼睛很可能就是蜀国祖先的一个象征，也是蜀国的一个象征，蜀人的一个象征。” 　　古代有一个俗语，叫做蜀犬吠日。 　　段渝：“就是蜀这个地方，四川的狗很少看见太阳，一当太阳露出脸的时候，它感到很奇怪，感到是个怪物要去叫,要去咬它，那么突出了眼睛就希望能透过这迷雾看得远，而那个青铜大面具，有凸目还有很高的耳朵，这个耳朵就能听的很远。” 　　对于三星堆铜人像的眼睛以及大面具凸目的理解起源于不同的判定角度。刘兴诗先生从一个医学现象分析说，早在远古时期，生活在岷江上游山区的人群由于缺碘，普遍患有甲亢病，眼睛突出是其症状之一。段渝先生则认为，古蜀人制造的头像，其突出的眼睛与粗壮的脖子是基于美学方面的考虑。 　　三星堆的铜人像存在着眼睛没有瞳孔的现象，也引起了许多学者的注意，但是对于这些人像为什么不表现瞳孔，学者们也有着不同的解释。对三星堆铜人像的观察出于不同的角度，也会有不同的理解。 　　或许我们可以推测鱼凫就是制造面像的决定者。段渝先生认为古代蜀人正是通过制作并供奉这件蚕丛氏的面象，使鱼凫王卓有成效地控制了蚕丛氏遗民对其先王的偶像崇拜，从而相当成功地达到了合法统治蚕丛氏遗民的政治目的。 　　显然，没有人能戴上体量如此巨大的面具。或者说，凸目面具并非面具，它是一张被夸张的脸，是三星堆王国在特定的情景下需要的超现实的脸。 　　孙华先生根据三星堆不同类铜像间眼睛的差别来区分通向的身份，将它们分为三种类型。眼睛的瞳孔如柱形突出于眼球之外的这一类是神而不是人；眼睛中间有一道横向棱线，没有表现瞳孔的，应该不是普通的人；眼睛中或有眼珠或用黑墨绘出眼珠的才是普通而真实的人的形象。 　　根据民族志的材料，许多民族的神职人员在通神做法的时候，往往要服用某些令人致幻的药物，凭借这些药物的力量达到迷濛仿佛与神交往，他们被称为萨满。 　　在三星堆文化中，那些不表现瞳孔的大眼睛的铜人可能有几种身份，其中一种可能是萨满一类的神职人员。 　　而孙华认为，这些人可能是一个叫做鼓矇阶层的公职人员，他们是一群很特殊的人，掌握着较高的文化，但是眼睛是失明的。今天的人们会问，在三星堆王国的神圣阶层中，果真有一群瞎子吗？ 　 第一部 文明前传 三星堆：文明孤旅（3）　 　 　 跪坐人像，面目极为狰狞 　　在三星堆文化中，对于许多铜人的眼睛为什么不表现瞳孔，学者们的看法很不相同。孙华先生认为，大眼睛的铜人可能有几种身份，其中一种可能是萨满一类的神职人员，这些人可能是一个叫做鼓矇的一群很特殊的人，掌握着较高的文化，但是眼睛是失明的。 　　对鼓矇阶层的推测是以中原周人的历史为依据的。在三星堆的统治阶层中，如果真有这样一群人，那么他们是三星堆本地的人，还是来自中原的呢？ 　　陈显丹先生从当时的祭祀习俗推测到：掌握神权的巫师不会自己制造危害自己生命的祭法，当时的古蜀人为求得神灵的保佑或宽恕非自我牺牲不可，因此制造出若干个替身。这些替身中，不排除是他们仇视的人或鬼神以及战俘的偶像。 　　在三星堆王国的时代里，同一时间或以后的世界许多地方，都有关于祭祀、下葬或重大活动中，以人作为牺牲的记录。在三星堆的墓葬中，人们至今没有发现有人牲或殉人的现象。如果这些铜人头就是用作牺牲的话，那也仅仅是某些人头的替代品。 　　三星堆的铜面像既不像现在的四川人，也不像蒙古利亚人，它们所代表的是哪一支人群，一直是人们猜测的话题。 　　孙华：“所有的人，不管是地位高的、地位低的，不管是神还是人，不管是大还是小，它的脸部造型都是千篇一律的。所以这是当时人们认为可能是最好的一种面部的表现形式。” 　　从三星堆出土的黄金面罩与戴金面罩的铜人使人们的联想多了起来。 　　金面罩出土于1986年7月27日。而当1986年8月14日，4件戴有黄金面罩的青铜像出土时，人们很自然地想到了西亚与北非的同类器物。 　　与三星堆黄金面罩同时出土的一支由黄金制成的棍状物，经过复原，发掘者将其命名为金杖。这件器物长：143厘米，直径：2点3厘米，重：463克，用纯金皮包卷而成，出土时已压扁变形。这件器物在入土前遭受过人为的毁坏，但上面长达46厘米的手刻图案仍然是清晰的。 　　金杖上有鱼、鸟和剑的图案，似乎表明了使用者的标志意图。林向、陈显丹先生从图案上的鱼和鸟分析认为金杖的主人是鱼凫王。对于这件器物是否称之为杖，也有学者持不同的意见。 　　孙华：“它是不是杖，现在也是不能肯定的。这个器物出土的时候它不是直的，它是一个圈，从那个出土的情况来看它是一个环形的。那么它是一个带还是一个杖，现在就不能肯定。姑且认为它是一个杖。” 　　由于金面罩、金杖多见于古埃及和西亚的墓葬，所以人们的目光便很自然地从三星堆向西移去。 　　四川大学博物馆馆长霍巍先生认为三星堆文化的一些因素可能受到了来自遥远的西亚、中亚文明的影响。对此，学者们也持有不同的看法。 　　孙华：“就中国自身的传统来说，当时有权力的人也会拿着杖。所以根据这个有杖无杖去和西亚进行联系，那是比较牵强的。” 　　古埃及的艺术家制作出金面罩，也许是为了用不朽的金属遮盖住死者一定会变形的脸，以达到法老们灵魂不朽的目的。三星堆的金面罩是附着在青铜人头像上面的，其目的是什么呢？孙华先生认为，金面罩不是面罩，它是古蜀人为青铜头像装点的黄金的皮肤。 　　高国藩先生认为，中国古代的巫师通常是生理有缺陷的人，或者有癫狂病、神经质。病态的人表演虚幻的巫术，人们便用虚幻的心情去接受，巫术的效果便显得格外逼真。传说中治水的大禹就曾模仿巫术。 　　同样是出于通神的目的，三星堆王国的艺术家们获得了最高权利的特准，消耗大量的国家资源，以蜀人超乎寻常的想像力制造出通达神灵的面具和偶像。只是，那些面具并不是为活着的人设计的，铜的面具是为铜人设计的。 　　在三星堆的二号坑中有两件器物也许就是为了显示通神的。一件名为“兽首冠人像”，他的下半身已经残断。另一件名为“人身鸟爪形人像”它的上半身已经残断。从这两件铜像的造型与装束来看，它们属于同一类铜像。复原后的“戴冠鸟足铜人像”就很可能应当是头带异形冠，身着对襟短群，下鸟足或下着鸟爪形连裤鞋，脚踩飞鸟遨游云头的人或者神的形象。 　　孙华先生认为，这件“鸟形足的装束”已经向我们暗示，整个鸟足戴冠铜人像实际上表现的是一个装扮成鸟模样的人像。至于该铜人像双足下踩着的两只后尾已经化为云气的大鸟，则蕴含有踏着飞鸟或云气之类的东西升腾的意义。 　　三星堆王国的统治者希望与太阳神发生联系，他们需要一个中介物，那就是飞翔的鸟。三星堆王族用鸟作为自己的名称和徽号，他们的神职人员也要时常打扮成鸟的样子与神交往。他们将这种通神的愿望用制造器物的方式表达出来，用陶器、用石器、用玉器，直到用贵重的铜精心铸造。 　　1986年7月至9月，三星堆遗址异常热闹。两个月来，巨大的收获已经使考古者亢奋不已。这一天，好奇的人们听说考古队在坑中发现了一个人，当考古者将坑里的人抬出来的时候，围观的人们简直难以置信，因为那个人是用铜制作的。考古者称它为青铜大立人。 　　这件青铜立人被发现的时候，人们看到它从腰部拆段为两节。可以推想，当时击打的力度是相当猛烈的。 　　修复后的立人像底座高80厘米，人像高172厘米，冠高10厘米，人像及底座通高2米62。 　　立人像面部特征为高鼻、粗眉、大眼，眼睛呈斜竖状，宽阔的嘴，大耳朵，耳垂上有一个穿孔。脑袋后端有发际线。立人像身躯瘦高，手臂和手粗大，很夸张，两只手呈抱握状。 　　三星堆青铜立人像的头部与同时期出土的青铜人头的造型基本是一致的，不过拥有身体的雕像仅此以件，并且十分高大。这不是一件写实风格的雕像，从人物的骨骼上分析，他的躯体不符合正常人的比例。这件雕像表现的不是一般意义的人。那么，这尊青铜立人像代表的可能是谁呢？当年的发掘者陈显丹先生认为他是一个政教合一的宗教领袖。段渝先生从立人像的体量推测它是蜀王的象征。 　　赵殿增先生同样从制造者选取材质的角度考虑，认为立人像在众铜人像中指挥着全局。 　　这种全身青铜雕像在中国地区是罕见的，它的出现显得十分突然，于是，有的学者在近东地区寻找着这一特征的渊源。 　　美索不达米亚在公元前30世纪初便开始使用青铜制造雕像。古代的爱琴文明也有大量的青铜雕像。 　 第一部 文明前传 三星堆：文明孤旅（4）　 　 　 二号祭祀坑出土的象牙及器物一角 　　今天的人面对这尊雕像时，疑问的目光往往会落在那双夸张的大手上。这双大得出奇的环握状的手与身体的比例极不协调。那么这双巨大的手里面原本是空空的吗？如果不是，他可能把握着什么呢？这两只手握成的圆形并不是同心的，也就是说，这尊大立人把握的器物应该是两件或者是一件弯曲的东西。那会是什么东西呢？ 　　有的学者认为，立人像手中握着的应该是玉琮。玉琮是一种极富地方特色的玉器，流行于5000年前中国东南地区的良渚文化中。 　　澳大利亚学者诺埃尔·巴纳德认为，立人像双手的位置几乎不可能抓住像琮这样外方内圆的物体。由于上方的一只手握成孔的直径要大一些，双手的位置清楚地表明所执物体必须有一定的弯度，所以他推测立人像双手中的物体可能是一支牙尖向下的象牙。 　　而钱玉趾先生认为立人像应该是古蜀人的宗教首领像，铜像双手所握的是类似彝族巫师的法具神筒。 　　钱玉趾：“这个签筒是竹制的，或者是木头的，被烧之后就不存在了，所以留下两个空的手的形态在那里。” 　　孙华先生分析说，立人像的衣冠饰件均为青铜铸就，如果他双手果真要持通天柱或神筒柱这样的法器，那也应该由青铜铸造才是，不应偏偏是这个物件要拿木头或竹子来制作。 　　赵殿增先生从三星堆的许多器物中归纳出奇特的手的造型。所有人物的手都特别大，特别突出。我们从立人像同期出土的其他人像上，也能看到双手环握的手型。 　　陈显丹：“我认为它还是一种手势，他手里并没有拿东西，好像巫师在做法时的一种动作，就是在不停的比画的。” 　　大立人被认为是权力至高者的另一个理由是他那套华丽的服装。关于服饰，学者们首先在其衣服的左右衽上有着不同的看法。所谓右衽衣是指衣服领子的开口在右侧，简称右衽。至少在西周以前，中原人认为一些少数民族的衣领是左衽的。 　　那么三星堆大立人的衣领是怎么开的呢？陈德安先生的看法是，大立人像穿有窄袖及半臂式三件右衽套装上衣。但有学者认为大立人的内衣是“左衽长袖深衣”或“左衽长襟衣”。 　　而王孖、王亚蓉的看法是，大立人像的内衣为“左衽”的看法是不正确的。从衣服的形式上看，大立人的外衣前襟向左，容易给人以“左衽”的假象。 　　大立人的服装非常讲究，证明当时的纺织工艺已经十分发达。 　　古蜀人饲养桑蚕并以蚕丝制作丝绸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公元前2600年的新石器时代末期，他们可能是世界上最早穿上布衣的人群。 　　我们今天难以完整地看到远古时期的纺织品了，它们不易保存，早已朽烂。三星堆大立人是由青铜铸造的，所以完好的保持了服装的款式。他的服装类似后来中原地区周人贵族在朝拜、祭奠、丧葬等仪式活动使用的具有古制的礼服，说明它模仿的人具有相当崇高的地位。 　　在三星堆人像中，有一类服装是最常见的，它的样子是无领的，襟部与衽部连接处弧形圆转，开衽在身体前方的正中位置，腰部一律用带约束。这种衣服的样子好像是后来的对襟衣。这可能是三星堆人的常服或通常的礼服。 　　另一种服装是比较特别，仅见于这件跪坐人像。这个人像的形态比较丑陋，显露着凶恶的表情。他穿的是一件右衽短衣，与中原地区的右衽短衣是一样的。 　　跪座的习俗一直到南北朝与唐代还依然存在，当椅子还没有传入的时候，跪座或席地而坐是一种最常见的坐姿。三星堆的艺术家制作出这样一个跪座人物造型，其跪的本身可能并不是贬义，别有用心的是跪座人物的表情。孙华先生认为，跪坐人像与三星堆其他青铜人像的面部特征、服装样式和坐的姿势全然不同，他应当表现的不是三星堆社会的主流人群和基本人群，不能排除这是三星堆人故意取笑于当时中原人的可能性。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的冈村秀典也认为，青铜跪立人像可能就是中原殷人的形象。 　　三星堆铜人的发形有两种，一种是后脑勺垂有发辫的，一种是前额及两鬓削平，后脑勺戴有发笄的。 　　孙华：“从那些铜像来看，这些不带辫子的带发髻的人好像从事的都是宗教活动。所以我们猜想，里面这些没有辫子的很可能掌握着三星堆这个王国的宗教权力。而带辫子的很可能掌握着一种世俗的权力。但这两者是并存的。” 　　冈村秀典认为，人头像的辫子是三星堆人主要的发型，但是这种发型在殷墟时期的中原也有例子。二号坑出土的一件头像头顶上的环状物在殷墟时期的中原也能找到。这种现象不仅反映了中原与三星堆之间物质的流通，同时也能看出通过风俗方面的直接的人的交流。 　　许多学者认为，三星堆文化是吸收了一些中原文化或近东文化的本土文化，三星堆的人们是起源于四川西北岷江上游的人群，经过迁徙，最后根植于成都平原建立了王国。现在，另一个观点颠覆了以上的看法。那就是，在三星堆王国中，有一支来自中原的人群，具体地说，这群人是来自中原二里头王族中东方的氏族。 　　二里头文化是中国青铜时代的文化，以河南省偃师县二里头村遗址命名。中国许多学者认为，二里头遗址是夏代晚期的一处都邑，二里头文化就是夏代的文化。 　　“在三星堆王国里有中原人”的观点是以器物间的比较为依据的。从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镶嵌绿松石铜饰牌”、斧形器和陶器都与二里头文化极其相似。 　　三星堆文化与二里头文化一致性的器物，导致了一个一个推断：在夏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