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大暴雨席卷深圳:暴雨纪录刷新,打破1952年以来极值三大原

。总是微笑着拒绝高生一次又一次的邀请，笑容温柔平静，让人发不出火来。 　　高生不是情圣，也不是色狼，忌讳着夕颜是自己手下不好强来，几次三番后，也就不再找钉子碰了。 　　春节过后，高生回了香港，故事就更没下文了。我不战而胜，心情只有更加郁闷。无论如何，总要与Shelly正面斗一次，枉为云家女儿，不让她败在我手下，绝不罢休。 　　八大胡同的昨夜星辰D(1) 　　梦里依稀听到歌唱声：“只求得四季衣裳三餐饭，两个人儿一样痴……” 　　这样唱着求着的女子，是淑女？还是妓女？ 　　苏三们住在莳花馆的正屋，枝叶披离的桐槐树掩映着暗紫的门，时时被领家妈妈或者大茶壶叩响：“姑娘哎，见客了您呐！”唤三声，姑娘方懒懒地应一声。不会立刻现身，总要停一会儿，补补妆，也磨磨客人的性子。直到茶已换过两水，客人等得不耐烦站起身要走了，绣花门帘儿才轻轻挑起，姑娘半露了脸，用绢子向客人一招，未语先笑：“您来啦？” 　　那是恨事，也是春情。是一个女子一生中最好的时光。 　　姥姥最好的时光给了许多个男人，她活在那些男人的记忆里，那些男人也活在她的记忆里。她平生与男人分不开。 　　有妓女是因为有嫖客，这和鸡与鸡蛋的关系一样，密不可分。 　　我从不曾刻意打听姥姥的故事。 　　可是她所经历的一切我都仿佛亲眼见过，并在每一个寒夜的梦里重温。 　　她薄薄的身子压平了的花瓣一样毫无遮拦地透过阳光和凉风，悄无声息地行走在落花满地的石子路上，一个脚印儿也不曾留下。 　　可是我依然嗅得出她特有的芬芳。 　　我的血管里淌着她的血，无可改变。 　　我的血管里流淌着一个妓女的血。 　　这也许可以解释我为什么同母亲对立了十几年，最终还是要选择做歌妓这一行。 　　姥姥在十七岁那年认识了姥爷——宅门子弟云三爷，一个正红旗家族的遗少。 　　那天是个有雨的黄昏。 　　姥爷雪白的鞋帮上有泥，连袜子上也沾了泥点儿。 　　脱下鞋时，白袜子上的泥点儿十分醒目，我姥姥跪在炕头上帮他擦拭。他抚摸着她那乌黑的头发，忽然便有了几分属于家人的那种温情。 　　他说：“你要是生在好人家，准是个贤妻良母。” 　　后来他便娶了她，娶她回家做贤妻良母，成就了莳花馆又一代花魁传奇。 　　姥姥进门时，穿着十斤重的湘绣礼服，一身花团锦簇，千针万线密不透风。 　　那是一种惊艳，目眩耳鸣的惊艳，在座人的眼忽然就盲了。 　　枯朽的窗格里镶着不相配的盛妆少女，是一幅异样生动与亮艳的绣活儿，少女衣裙上的花鸟鱼虫，每一针每一线都是鲜活的，夕阳的余晖在她脸上波光流动，嘴唇紧闭，锁着千言万语，可是随时像要张开；眼睛张着，眼光却是死的，没有半分生气。 　　她不是人，是一幅画儿。 　　她本来就是被当做一幅画儿买进府里的。 　　虽然只是纳妾，却大肆操办，婚事热闹了三四天。 　　那是云府里最后的盛事。 　　在云府，姥姥看到一个更大的妓院。远比莳花馆更肮脏，更混乱，更没有节制。 　　第一次窥见天机是在午饭后。 　　当年云府午饭的场面，姥姥在多年后还津津乐道。 　　吃饭在云家是一种仪式，盛大，庄严，冗长，沉闷。云家是讲究食不言寝不语的，同时养生学要求他们要细嚼慢咽，女孩子的胳膊肘不能拄在桌子上，喝汤不能发出声音，虽然满桌佳肴，可是只能取食自己面前的那碟菜，佣人每隔一会儿会将所有菜碟位置倒换一遍，终于轮到自己喜欢的那碟菜时，往往已经凉了。这样子，一顿饭往往要吃上半个时辰。 　　但是午饭后是小憩时间，那种餐桌上的井然秩序会立刻消失。 　　如果你有机会在这个时候悄悄到每个房间转一转——但那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云府里有规定在午睡的这段时间里，就是一只苍蝇也不可以打扰各房太太，佣人们这时候都呆在下房里，天大的事，也要等到午睡时间过了才可以回。所以午睡的这段时间，是云府里最安静也是最热闹的狂欢时分，连时刻挂在嘴边的道德礼教也都睡去了，每个人都活在春梦里，而梦是不受控制的——但是如果，我是说如果你有机会走进太太们的房间，或者不如说是走进她们的梦乡里，你会看到世界上最刺激最香艳的画面。 　　你会看到大太太私招了管家在不该议事的时间躲在床闱间窃窃密议，你会看到三少爷手把手地教新来的丫鬟如何侍寝，你会看到嫁不出去的老姑奶奶扭捏着僵硬的身子向师傅学戏，你会看到寄宿云家的远房护院侄少爷给姨太太烧烟泡的时候烫了手，你会看到蝴蝶懒懒地，被太阳晒得昏头涨脑，飞得摇摇摆摆的，蜻蜓立在荷花苞苞上一个劲儿地颤，鱼儿将嘴探出水面无意识地接喋，三太太厚嘟嘟的嘴唇上嘬起一朵恍惚的笑…… 　　姥爷在半年后死于中风，死在牌桌上，手里抓着一张白板，而身后丢下三房妻妾和十数个子女，包括还没有生出来的我妈妈。 　　后来这几房人分了家，各不往来，就是在街上见了面也不会点头，眼睛对在一起了，眼光却是岔开的。 　　妈妈是姥爷过世后半年多才生下来的，由姥姥独自带大，先靠变卖家当，后来解放了，就靠在街道领了火柴盒来糊，赚些油盐钱。 　　姥姥糊火柴盒的手势同嗑瓜子儿一样利落。街道管分派活计的老王常常会帮她糊，据说他喜欢用舌头舔那些贴花来代替糨糊，因为糨糊是面粉熬的，要省着用。 　　妈妈痛恨那些火柴盒，比痛恨姥姥嗑瓜子儿还要强烈。 　　有一天她放学回家时打不开门，鼓捣了半天才发现门从里面反锁了。 　　她抱着书包坐在门檐下，看惨白的冬天的太阳慢慢西斜，半天不肯挪动一步。 　　并没有等太久，门便开了，老王低低地压着棉帽子从屋里走出来，姥姥没有出来送，但是隔着窗喊女儿进去。 　　妈妈这时候才知道姥姥是知道她已经放学了的，明明知道她在门外还要让她等这么久，这使她觉得不可原恕。她走进屋，看到堆了半床的火柴盒旁边放着一包瓜子儿，怨气忽然就爆发了。 　　她抓起一盒火柴擦着，把火柴掷向那堆火柴盒中间，企图制造一次火灾，烧尽所有的耻辱与痛恨。 　　在姥姥的眼皮底下酝酿这样的放火事件当然不能成功，姥姥以嗑瓜子儿和糊火柴盒同样的麻利扑灭了那点点火苗，伸手抓住女儿的长发将她从床上直接拖到了地下，指着鼻子痛骂起来。 　　她骂得很脏，是八大胡同里妓女撒泼时的口吻和调门儿。 　　妈妈从来没经过这些，几乎被骂傻了。然后，有一句话深深地刺痛了她，使她清醒过来。 　　姥姥说：“我做这一切，还不是因为你？如果没有你，我何至于这样惨？你这个累赘，废物！” 　　妈妈忽然看清了自己在姥姥心目中的位置和价值，她整个人都呆住了，时间仿佛静止。这之后，姥姥还说过些什么更难听的话，还有没有再打过她耳光，她已经都不记得了。 　　她看着地上被姥姥扯掉的自己的一缕黑发，在心中默默地反复地念叨着一句话：这家里呆不得了。这家里呆不得了。这家里呆不得了。 　　妈妈是在那天夜里十二点多离家出走的。只带了几件换洗衣裳和一个日记本。 　　她一直有记日记的好习惯，到现在也一样。 　　但是记过之后从不返回头看。 　　她记日记，不是为了记住，而恰恰相反，是为了忘记。 　　发生过的事与情变成墨迹留在白纸上，事情也就算结束了，过去了，有了交代。 　　她曾经跟我说过：我死之后，烧骨灰时，别忘了连这一箱子日记一起火化，那是我一辈子的脚印。 　　我常常想：那个在雪地上没有脚印地行走的梦，会不会也曾经同样地出现在属于妈妈的夜里。 　　但是我没有问过她。 　　我们母女之间从不交流。 　　语言是用来传达命令和执行命令的。 　　母亲跟我说话时，脸上从不带任何表情，就像记日记一样，没有喜怒哀乐，只是在完成一个过程。 　　妈妈带着她的换洗衣裳和日记本出走了。在一个寒冷的夜里。 　　那个晚上没有星星也没有月亮。至少在妈妈的记忆里没有看到任何光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