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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中把道德带入这种制度的话，它就必然成为破坏这种制度的力量。 　　①勒萨奇（Lesage，1715—1736年）的小说《吉尔·布拉小史》中的主人公。书中描绘吉尔·布拉是一个多才善辩的青年，靠投机和冒险为生。——译者 　　先生们，我要问一问，那些善良而有识之士被卑鄙的金钱贵族抛入贱民的行列之中，他们怎能对这种无情的侮辱不深感痛恨呢？他们怎能对他们国家所蒙受的耻辱，对他们不幸的无产阶级兄弟的痛苦无动于衷呢？他们的责任，就是唤起群众摧毁贫困和耻辱的枷锁；我已经尽到了这个责任，尽管我身在监狱中。而且我们将不怕任何的敌人而把这个责任尽到底。当我们背后有着为自己的福利和自由而奋斗的伟大人民的时候，我们应该勇敢地跃入面前的壕沟，用自己的身体作为垫基石来填平它，以便给人民开辟一条道路。 　　政府的机关报一再自满地提到无产阶级有公开申诉的道路，法律向他们提供了为他们谋取利益的合法手段。这是一种讽刺。税收机关就在那里张着大口紧紧跟着他们；为了填满这个永远吃不饱的无底洞，无产者必须劳动，必须白天黑夜地劳动；如果能够有点残羹剩饭给他们的孩子充饥，他们就感到万幸了。人民之所以不在报纸上写文章，不向议院送递请愿书，因为这是白白浪费时间。此外，凡是能在政界引起反响的声音，沙龙里的声音、商店里的声音、咖啡馆里的声音，总之，凡是来自所有那些制造所谓舆论的声音，都是特权阶级的声音，没有一个声音是人民的；人民沉默不言，他们远远离开这些决定着他们命运的高贵地区，浑浑噩噩地生活着。当讲坛和报纸对人民的贫困偶尔流露出几句怜悯话的时候，就有人急忙用保护公共治安的名义，制止它们发表意见，禁止它们提及这些棘手的问题，或者就大喊大叫天下大乱了。如果人们坚持己见，监狱就被用来取缔这些批评政府工作的呼声，而当一切人都沉默不言的时候，他就说：“请看，法国是幸福的、歌舞升平的：到处秩序井然！……” 　　尽管采取了各种防范措施，但是千百万不幸人民的饥饿叫喊还是传到特权阶级的耳边，于是他们就会狂叫起来：“必须强制执行法律！一个国家只应该热爱法律！”先生们，照你们的意思，一切法律都是好的吗？难道不曾有过一些使你们感到厌恶的法律吗？你们不承认存在着任何一条可笑的、可恶的、或者不道德的法律吗？难道可以用一个抽象的名词来打掩护吗？这个名词适用于混乱不堪的四万条法律上，它既可能指好的法律说的，也可能指坏的法律说的。他们回答说：“如果有坏的法律，那么你们可以要求修改法律；但在等待修改的期间，你们要服从法律……”这是一个更加刻薄的讽刺。法律是由十万个选举人制订，由十万个陪审员运用，由十万个城市国民自卫军执行的（因为政府千方百计地设法瓦解和人民较接近的乡村国民自卫军）。然而，这些选举人，这些陪审员，这些国民自卫军，他们都是同一些人兼任不同的职务，他们同时既是议员又是法官和士兵，结果是同一个人在早上当选为议员，也就是说，在早上制订法律，中午作为陪审员运用这条法律，晚上穿上国民自卫军的制服在街上执行法律。三千万无产者在这些演习中作了一些什么呢？他们只是出钱而已。 　　代议制政体辩护士们的颂扬，主要是以这个制度所奉为神圣的立法、司法、行政的三权分立为依据的。他们认为这奇迹般的三权均衡，解决了长时期以来力图解决的纪律和自由，运动和安定之间的协调问题，但他们并没有足够的令人赞美的实施方案。事实恰恰是辩护士们所实施的那种代议制，把三权集中在一小撮为了共同利益而结合起来的特权阶级的手里！不正是这种三权的混乱建立了最残酷的暴政，成为他们的辩护士的自供状吗？ 　　结果怎么样呢？无产阶级被排除在议院之外。由政权的垄断者选举出来的议院照旧无动于衷地制订税法、刑法、行政法，所有这些法律同样都是为了达到掠夺的目的。目前，如果人民高喊饥饿，要求特权阶级放弃他们的特权，要求垄断者放弃他们的垄断，要求他们都不要游手好闲，这些人会对人民嗤之以鼻。如果在1789年人们低声下气地恳求贵族放弃他们的封建权利，那么贵族会做什么呢？他们会惩罚这种胆大妄为……现在他们对此采取了不同的手法。 　　这些没有心肝的贵族中最狡猾的人，感到被剥夺面包的广大群众的绝望对他们是一种威胁，因而建议稍许减轻一点广大群众的贫困，老天在上！这并不是出于人道，而是为了拯救自身免于灭亡。至于政治权利，那就根本谈不上，只能扔一块骨头给无产阶级啃啃。 　　另外一些有善良意愿的人，认为人民对自由已经厌倦，说人民只要求能够生活下去就行了。我不知道这是对专制政体抱的什么幻想，居然促使他们称赞拿破仑的榜样，说拿破仑善于团结广大群众，用面包来换取他们的自由。的确，这个平等主义的暴君维持了一个相当的时期，特别是因为他会迎合群众要求平等的心情，枪毙了进行盗窃的供应商，这些人在今天只要做了议员就可以不受惩罚了。然而拿破仑到底还是因为扼杀了自由而完蛋。这对那些自称为他的继承者的人应该是一个教训。 　　不能容许在听到饥饿人民的贫困的呼声时重复罗马帝国时代这句蛮不讲礼的话：给人民面包和戏（Panemetcircenses①）就行了！要知道人民不会乞求施舍了！从筵席桌上丢下一些面包屑来欺骗人民是不解决问题的；人民不需要恩赐，他们要依靠自己来谋求自己的幸福。人民现在要求而且将来也要求制订管理自己的法律：这些法律不再是用来反对人民的，而是维护人民的利益的，因为它们是由人民自己制订的。我们不承认任何人有权可以一时高兴对人民施恩而一不高兴又收回这些恩赐。我们要求三千三百万法兰西人选择他们自己政府的形式，通过普选选出代表来制订法律。这个改革完成之后，损贫利富的捐税会立即被取消，而代之以建立在相反基础上的别的捐税。不应该再向勤劳的无产者收税来交给富人，而是应该征收游手好闲者的多余的钱来分给赤贫大众，使他们不再因为无钱而被迫无所作为。捐税应该打击不从事生产的消费者来丰富生产资源，应该逐渐促使取消公债——这个国家的浓疮；最后应该以国家银行制度来代替万恶的交易所的投机倒把。积极劳动的人将通过国家银行得到资金方面的帮助，到了那时，也只有到了那时，捐税才是一件好事。 　　①“Panemetcircenses”，语出古罗马讽刺诗人尤文那耳（Juvénal公元前65—128）之口，他曾讽刺罗马人民说，他们纵然征服了世界，所关心的只是施舍和免费看戏。——译者 　　先生们，这就是我们所了解的共和国，而不是别的，93年只是对看门人和玩多米诺骨牌的赌徒有用的稻草人。先生们，请你注意，我故意用了“普选”这个名词来表明我们蔑视某种联盟。我们清楚地知道走投无路的政府会用谎言、诬蔑、无稽之谈、背信弃义的方法来使人重新相信政府长期以来所利用的旧神话，那就是共和党人和正统党徒①之间存在联盟的神话，也就是说，世界上两类最势不两立的人之间存在联盟的神话。这个神话是他们唯一的救命稻草，使他们能重新找到某些支持的有力手段；如果政府能够用法国所憎恶的正统主义来吓唬法国，还能使法国暂时不走自救的本能促使它走共和的道路的话，那么，尽管是最愚蠢的，戏剧性的阴谋活动，最丢人的警察丑剧，在政府看来，都不算是太危险的把戏了。但是他们能使谁相信这种反自然的联盟是可能的呢？正统党徒们的手上难道没有染满我们那些死于复辟王朝断头台上的朋友的鲜血吗？我们还没有忘记我们的殉难者。波旁王朝二十五年来一直在煽动欧洲，今天仍然力图煽动欧洲起来反对的，难道不是以三色旗为代表的革命精神吗？这面旗帜不是你们这些伪装正统的卫道者的旗帜，这是共和国的旗帜。这是我们，共和党人没有你们参加，不顾你们反对在1830年重新竖起的，被你们在1815年烧毁了的那面旗帜。欧洲清楚地知道，当这面旗帜再受到国王攻击的时候，唯有共和的法兰西才会保卫它。如果说什么地方存在自然联盟的话，那就是在你们和正统党徒之间的联盟；这并不是说目前你们双方对同一个人选都认为是合适的，因为他们所需要的人选不在这里；但你们可能不计较你们的人选，从而同正统党徒们妥协，以便达到你们和他们共同追求的目标，因为你们这样做只不过是要回到你们的老路上去。 　　①这里所指的法国正统派，是查理十世的党徒。由于他们和西班牙正统派唐卡罗（DonCarlos）党徒有相似之处，所以布朗基称他们为正统党徒。 　　事实上，正统党徒一词是没有意义的，在法国只有，也只可能有保王党人和共和党人。这两个主义之间的问题日益清楚了；那些相信第三种主义所谓中庸之道的中间派的老实人慢慢地抛弃了这种中立的谬论，将根据自己的感情和利益站在这面旗帜或那面旗帜之下。而你们这些君主派的人，如同你们所说的，搞的是君主政体，人们知道你们的学说号召你们站在什么旗帜之下。你们早在十八个月之前就决定选择了这面旗帜。1830年7月28日上午10点钟①，我在一家报社办公室里自言自语地说要去拿起我的步枪和三色帽徽来，那时一个今天政府的要人气愤地喊道：“先生，三色旗可能是你们的，它永远不会是我的；白旗才是法国的旗帜。”那时和现在一样，这些先生们要在一张长沙发①上统治法国。 　　①“光荣的三天”的第二天，起义者占领了市政厅，把三色旗插在市政厅上。 　　①在复辟时期，“长沙发”一词是对空论家〔以基佐（Guizot），罗雅—科拉尔（RoyerCollard）等人为首的立宪保王党一派的成员〕的一种讽刺。人们说这个集团的人数如此之少，只要一张长沙发就容得下他们了。 　　的确，我们十五年来组织密谋就是要打倒白旗，当我们看到外国人曾把白旗挂在法国王宫和市政厅大厦上随风飘扬，感到切齿痛恨。我们一生中最美好的日子，就是我们把这面旗帜扔进泥沟里去的日子，就是我们践踏这个白帽徽，践踏这个投靠敌人的娼妇的日子。只有厚颜无耻的人才敢当面谴责我们同保王党同流合污；另一方面，只有虚伪的笨蛋才会怜悯我们的所谓轻信，怜悯我们的头脑简单，说我们受了正统党徒的欺骗。我这样说一点也不是侮辱已经倒下的敌人；他们自称是强大的，他们有他们的旺代②，让他们重新开始吧！我们倒要看看！ 　　②Vendée，指1793—1795年法国布里塔尼、波尔图和昂儒等地的保王党煽动农民反抗共和国的动乱。——译者 　　另外，我重复说一遍，不久就有必要在君主政体的君主国和共和政体的共和国之间进行抉择了，人们将会看到大多数人赞成哪种政体。虽然下议院是全国性的组织，即使它反对君主政体也不能团结整个国家，那是因为它虽然明白地表示了反对君主制却不敢同样明白地宣布赞成共和国；它虽然说出了它不要什么，但却没有说出它要的是什么。下议院决定不放弃共和国这一名词，而腐化堕落的当政者却竭力使全国害怕共和政体，因为它清楚地了解全国一致要求共和政体。四十年来，他们篡改了历史，取得了不可思议的成就，其目的在使人害怕共和国；但最近十八个月纠正了许多错误观点，戳穿了许多谎言，人民不再会受蒙蔽了。人民既要自由也要幸福。说人民为了一小片面包准备放弃他们的全部自由，这是一种诬蔑：应该把这种诬蔑还给作出这种诬蔑的政治无神论者。在一切紧急关头，人民不是表现了为道德的利益而准备牺牲他们的幸福和生命吗？1814年，人民不是宁愿战死，也不愿看到外国人占领巴黎吗？然而是什么物质需要推动人民作出这种献身行为呢？要知道人民在4月1日如同在3月30日一样都是有面包吃的。 　　相反地，人们本来以为这些特权阶级很容易被伟大的祖国和荣誉的思想所感动，他们的富有应该使他们非常敏感，他们至少应该比其他人更能估计到外国入侵的不幸后果；但不正是这些人在敌人面前戴起了白帽徽和吻了哥萨克人的皮靴吗？这些阶级过去对国家蒙受耻辱拍手称快，今天他们傲慢地宣称憎恶唯物主义，他们准备牺牲千年的自由、繁荣和荣誉，来换取用不顾廉耻的手段买来的三天安逸，这些阶级竟成为国家尊严的唯一保护者！因为腐化堕落使他们变得象牲畜一样的愚蠢，使他们认为人民也只有牲畜一般的食欲，因而他们自认有权给被他们剥削的人民以维持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