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音音整容 邵音音整容失败后近况如何

? 1979. 　　路易·奥古斯特·布朗基（Louis－Auguste　Blanqui）于1805年2月1日生于距尼斯约五十公里的小县城普格德尼（阿尔卑斯山——滨海省）。他的父亲，多米尼格·布朗基（Dominique　Blan－qui）曾是国民公会议员和吉伦特党成员。他由于赞同波拿巴政变，于1800年被任命为普格德尼的县长。路县·奥古斯特的母亲索菲·伯利翁费勒（Sophie　Brionville），生于皮卡尔迪，姿容秀丽，品德高尚。布朗基从他身上继承了果敢坚毅的性格。她一直到死，都对她儿子表现了伟大的母爱。她六十岁时，还为她儿子和她儿子的朋友积极策划从圣米歇耳山监狱越狱；在她七十五岁那一年，她到了贝尔岛再一次帮助她儿子和他的同志卡扎旺（Cazavan）策划越狱的事。奥古斯特的哥哥、著名的经济学家阿道夫·布朗基（Adolphe　Blanqui），在年轻时代和奥古斯特有深厚的手足情谊；他当时赞同过奥古斯特的政治观点，可是不久之后就和他分道扬镳了。 　　相反，布朗基一直和他的姐妹保持很好的关系，昂土瓦恩夫人和巴雷利爱夫人（Mmes　Antoine　et　Barrellier）在他一生中给了他很大的帮助。她们同情他的革命活动；他受苦的时候，她们关怀他；他关在监狱里的时候，她们照顾他，从精神上和物质上帮助他；他住在巴黎的时候，她们掩护他。 　　布朗基十三岁的时候到巴黎去找他哥哥阿道夫，当时他哥哥在玛珊学校①担任教师。在1818—1824年六年之间，年轻的布朗基先后在玛珊学校和查理曼中学学习。他以极大的热情和非凡的努力对待他的学业，他的才能使他周围的人感到惊讶。他哥哥阿道夫在给他父亲的信中说：“这个孩子将会震撼世界！” 　 一、1848年革命前的布朗基 　 　　　（一）十五人案件·①公民路易·奥古斯特·布朗基在刑事法庭上的答辩（1832年1月12日） 　　①选自《十五人案件》，1832年巴黎版。审判“人民之友社”十五个领导人［拉斯拜、日韦（Gervais）、特雷拉（Trélar）、布朗基、杜雷、于贝、德洛耐（Delaunay）等人］的借口是他们在《告人民》文集中发表了一系列宣扬共和主义思想和大肆攻击路易·菲力浦政府的文章。参阅本书《布朗基传略》。 　　陪审员先生们： 　　我受到控告是因为我曾向法国三千万和我一样的无产者说，他们有生活的权利。如果这是一个罪行的话，那么，至少我认为我只应该对那些绝不是这一案件的审判官和当事者的人负责。然而先生们，请你们注意，检察机关并不是诉诸你们的理智和正义感，而是你们的感情和利益；它并不要求你们严惩一个违反道德和法律的行为；它只力图激起你们的仇恨来反对被它说成是威胁你们生命财产的事情。因此，我不是站在审判官面前，而是站在敌人面前；所以我今后进行辩护是完全无用的。我听凭你们给我宣布什么罪状，但与此同时，我强烈抗议这种以暴力代替正义的行为，而那伸张正义的事留待以后再说。可是，如果我这样一个被剥夺一切公民权的无产者，有责任否认与我不同阶级的特权者出席的法庭的审判权的话，那末我相信你们都有颗相当高尚的心，可以说使你们在人们把解除了武装的敌手交给你们宰割的情况下，恰当地来评价荣誉迫使你们扮演的角色。至于我们的角色，那是早就确定好了的；只有原告的角色才是唯一适合被压迫者的角色。 　　因为，不应该想象一些偶然靠欺骗和舞弊的方法暂时掌权的人能够随心所欲地对爱国者进行审判，能够用法律来迫使我们请求饶恕我们的爱国行为。不要以为我们到这里来是为了对强加在我们头上的罪名进行辩解的！远远不是这样，我们以受到控告为荣，我们就是在我们引以为荣的被告席上控诉那些摧毁和侮辱了法国的家伙，直至在这个法庭内为之设置的对立面席位恢复它们的正常作用，原告和被告各就其位时为止。 　　我要说明的是，为什么我们写过被国王的仆从们诬蔑为犯罪的文章，以及为什么我们今后还要继续写这类文章。 　　可以说检察机关给你们描绘了一幅想象中的、未来的、奴隶叛乱的前景，其目的在于以恐惧激起你们的仇恨。它说：“你们看，这是穷人反对富人的战争；全体有产者都应该关心击退穷人的进攻。我们把你们的敌人带到你们面前，趁着他们还没有变得更加可怕之前打垮他们吧。” 　　是的，先生们，这是富人与穷人之间的战争：富人渴望这种战争，因为他们是侵略者。但是他们认为穷人进行抵抗是可恶的；在谈到人民时，他们高兴地说：“这只野兽如此凶猛，人们打他，他居然还要自卫呢。”起诉检察官先生带讽刺的、激烈的、控告词可以全部概括在这句话里。 　　人们不断地谴责无产者象盗贼一样准备夺取财产；为什么呢？这是因为无产者抱怨为了特权阶级的利益而受捐税的压榨。至于依靠榨取无产者的血汗过奢侈生活的特权分子，他们却认为是受到贪婪的贱民抢劫、威胁的财产合法所有者。刽子手装出受害者的姿态已不是第一次了。那么，究竟谁是应该受咒骂和惩罚的盗贼呢？那就是交付十五亿法郎给国库，交付差不多相同的数目给特权分子的三千万法国人。而整个社会应该全力保护的财产所有者，就是那二、三十万安稳地吞噬着盗贼们缴付的十几亿法郎的游手好闲之徒。在我看来，这是在新的形势下和在新的对手之间进行的封建贵族和被他们拦路抢劫的商人之间的战争。 　　事实上，今天政府的基础就是不公平地分配负担和收益。复辟王朝在外国人的庇护之下，于1814年确立了这个不平等的分配原则，其目的是使极少数人靠掠夺国家财富而大发横财。十万个资产阶级分子组成了所谓的民主因素，这是多么尖刻的讽刺！上帝啊，其他分子怎样呢？保尔－路易·库利埃①（Paul－LouisCou－rier）已使代议制的闷锅②遗臭万年了；这台抽压机压榨人民的血汗，榨取亿万法郎，使之不断流进游手好闲者的钱柜。这台无情的机器一个一个地压碎二千五百万农民和五百万工人，吸出他们最纯洁的鲜血，把它输送到特权分子的血管里去。这台机器的齿轮是用一种奇妙的方法装配而成的，它每天每时每刻地都压榨穷人，连他们最简朴的生活必不可少的东西都不放过，对他们的最微薄的收入和最可怜的享受，它都要吸取一半，已经有这么多钱从无产者的口袋里经过国库的无底洞流到富人的口袋里，但特权分子还嫌不够，还要通过管理工商业的法律直接从群众身上榨取更多的钱，而只有特权阶级才拥有制订这些法律的权力。 　　①保尔－路易·库利埃（1772—1825年）：作家。他不属于任何政党，而以尖锐无情的笔锋和贵族与僧侣反动分子进行战斗。他的杂文对准备1830年革命起了重大的作用。他最有名的著作有：《致两院请愿书》（1816年）；《沙韦尼埃尔葡萄园丁保尔·路易的平凡演说》（1821年）；《小册子中的讽刺文》（1824年）。 　　②指资产阶级议会。——译者 　　为了让地主从他们土地上取得高额的地租，对外国小麦征收进口税以致提高面包价格；但是，你们知道，公半斤面包涨落几个生丁关系到成千上万工人的生死问题。这项谷物法尤其打击了南方沿海的居民。为了使某些大制造商和森林主发财致富，政府对德国和瑞典的铁器制品征收了高额进口税，以致农民们本来能够廉价买到最好的工具，却不得不用很高的价格去购买坏工具；外国人反过来也对我们用禁止进口的办法实行报复，他们在自己的市场上排斥法国酒，加上国内征收这种商品的捐税，就使得法国最富裕的地区也变得贫困不堪了，而且扼杀了真正法国本土的葡萄种植业，而葡萄在法国对于土地和小块地的利用都是十分有利的一种自然作物。我就不必谈盐税、彩票税、烟草的专卖了，一言以蔽之，由专卖、禁止进口、关税和物品入市税这样一些苛捐杂税、织成的网围困着无产者，束缚着他们的手足，使之日渐萎缩下去。只要谈谈这些捐税总是不分摊给富人而一味强加在穷人头上，或者更确切地说，谈谈游手好闲之徒怎样对广大劳动群众进行卑劣的掠夺也就够了。的确，这种掠夺是不可少的。 　　为了替王室还债和慰劳王室坐享国家幸福作出崇高的牺牲，难道不应该支付一笔巨额的王室经费吗？既然有继承权的波旁后裔所主张的主要理由之一是家族人口众多，那末，国家做事就不要悭吝，不要拒绝王子的采邑、公主的嫁妆。还有这支高薪闲职人员、外交官和官僚大军，法国为了自己的幸福应该给予他们以厚禄，以便使享有特权的资产阶级过他们更奢侈的生活，因为所有这些从预算中领取薪俸的人的钱财都花在城市中，一文钱也不应该还给农民，而何况十五亿法郎中的六分之五是农民交纳的。 　　难道亦不需要这位新的金融巨头，这个十九世纪的吉尔·布拉（GilBlas）①，所有内阁的辩护者和吹捧者，奥利瓦勒斯伯爵（comted’Olivarès）和勒尔麦公爵（ducdeLerme）身边的红人，来出卖高官要职以换取巨额现金吗？给代议制机器的齿轮加上润滑油，使子侄、表兄弟、表姊妹都分享到利益，这是十分必要的。廷臣、交际花、阴谋家，在证券交易所把国家的荣誉和命运标价出卖的赌棍、媒婆、情妇、承办商、警界的下流作家，这些在波兰沦亡问题上进行投机取巧的人，所有这些宫廷和沙龙的寄生虫，难道不应该使他们的腰包塞满金子吗？难道不应该使这堆有效地影响舆论的粪土发酵吗？这就是被能说善辩的内阁阁员们说成是社会组织制度的杰作的政府，这就是被他们说成是开天辟地以来各种行政机构中一切最好的，完善的事物的精华的政府；这就是他们所吹嘘的，好得不能再好的，人类最完美的政府！这真是把贪污腐化的理论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在现行的制度下，智慧受到奴役，这种情况有力地证明了这种制度建立起来只是为了富人剥削穷人，只是为了不体面地、粗暴地满足富人的物质利益。事实上智慧是道德的保证，如果无意中把道德带入这种制度的话，它就必然成为破坏这种制度的力量。 　　①勒萨奇（Lesage，1715—1736年）的小说《吉尔·布拉小史》中的主人公。书中描绘吉尔·布拉是一个多才善辩的青年，靠投机和冒险为生。——译者 　　先生们，我要问一问，那些善良而有识之士被卑鄙的金钱贵族抛入贱民的行列之中，他们怎能对这种无情的侮辱不深感痛恨呢？他们怎能对他们国家所蒙受的耻辱，对他们不幸的无产阶级兄弟的痛苦无动于衷呢？他们的责任，就是唤起群众摧毁贫困和耻辱的枷锁；我已经尽到了这个责任，尽管我身在监狱中。而且我们将不怕任何的敌人而把这个责任尽到底。当我们背后有着为自己的福利和自由而奋斗的伟大人民的时候，我们应该勇敢地跃入面前的壕沟，用自己的身体作为垫基石来填平它，以便给人民开辟一条道路。 　　政府的机关报一再自满地提到无产阶级有公开申诉的道路，法律向他们提供了为他们谋取利益的合法手段。这是一种讽刺。税收机关就在那里张着大口紧紧跟着他们；为了填满这个永远吃不饱的无底洞，无产者必须劳动，必须白天黑夜地劳动；如果能够有点残羹剩饭给他们的孩子充饥，他们就感到万幸了。人民之所以不在报纸上写文章，不向议院送递请愿书，因为这是白白浪费时间。此外，凡是能在政界引起反响的声音，沙龙里的声音、商店里的声音、咖啡馆里的声音，总之，凡是来自所有那些制造所谓舆论的声音，都是特权阶级的声音，没有一个声音是人民的；人民沉默不言，他们远远离开这些决定着他们命运的高贵地区，浑浑噩噩地生活着。当讲坛和报纸对人民的贫困偶尔流露出几句怜悯话的时候，就有人急忙用保护公共治安的名义，制止它们发表意见，禁止它们提及这些棘手的问题，或者就大喊大叫天下大乱了。如果人们坚持己见，监狱就被用来取缔这些批评政府工作的呼声，而当一切人都沉默不言的时候，他就说：“请看，法国是幸福的、歌舞升平的：到处秩序井然！……” 　　尽管采取了各种防范措施，但是千百万不幸人民的饥饿叫喊还是传到特权阶级的耳边，于是他们就会狂叫起来：“必须强制执行法律！一个国家只应该热爱法律！”先生们，照你们的意思，一切法律都是好的吗？难道不曾有过一些使你们感到厌恶的法律吗？你们不承认存在着任何一条可笑的、可恶的、或者不道德的法律吗？难道可以用一个抽象的名词来打掩护吗？这个名词适用于混乱不堪的四万条法律上，它既可能指好的法律说的，也可能指坏的法律说的。他们回答说：“如果有坏的法律，那么你们可以要求修改法律；但在等待修改的期间，你们要服从法律……”这是一个更加刻薄的讽刺。法律是由十万个选举人制订，由十万个陪审员运用，由十万个城市国民自卫军执行的（因为政府千方百计地设法瓦解和人民较接近的乡村国民自卫军）。然而，这些选举人，这些陪审员，这些国民自卫军，他们都是同一些人兼任不同的职务，他们同时既是议员又是法官和士兵，结果是同一个人在早上当选为议员，也就是说，在早上制订法律，中午作为陪审员运用这条法律，晚上穿上国民自卫军的制服在街上执行法律。三千万无产者在这些演习中作了一些什么呢？他们只是出钱而已。 　　代议制政体辩护士们的颂扬，主要是以这个制度所奉为神圣的立法、司法、行政的三权分立为依据的。他们认为这奇迹般的三权均衡，解决了长时期以来力图解决的纪律和自由，运动和安定之间的协调问题，但他们并没有足够的令人赞美的实施方案。事实恰恰是辩护士们所实施的那种代议制，把三权集中在一小撮为了共同利益而结合起来的特权阶级的手里！不正是这种三权的混乱建立了最残酷的暴政，成为他们的辩护士的自供状吗？ 　　结果怎么样呢？无产阶级被排除在议院之外。由政权的垄断者选举出来的议院照旧无动于衷地制订税法、刑法、行政法，所有这些法律同样都是为了达到掠夺的目的。目前，如果人民高喊饥饿，要求特权阶级放弃他们的特权，要求垄断者放弃他们的垄断，要求他们都不要游手好闲，这些人会对人民嗤之以鼻。如果在1789年人们低声下气地恳求贵族放弃他们的封建权利，那么贵族会做什么呢？他们会惩罚这种胆大妄为……现在他们对此采取了不同的手法。 　　这些没有心肝的贵族中最狡猾的人，感到被剥夺面包的广大群众的绝望对他们是一种威胁，因而建议稍许减轻一点广大群众的贫困，老天在上！这并不是出于人道，而是为了拯救自身免于灭亡。至于政治权利，那就根本谈不上，只能扔一块骨头给无产阶级啃啃。 　　另外一些有善良意愿的人，认为人民对自由已经厌倦，说人民只要求能够生活下去就行了。我不知道这是对专制政体抱的什么幻想，居然促使他们称赞拿破仑的榜样，说拿破仑善于团结广大群众，用面包来换取他们的自由。的确，这个平等主义的暴君维持了一个相当的时期，特别是因为他会迎合群众要求平等的心情，枪毙了进行盗窃的供应商，这些人在今天只要做了议员就可以不受惩罚了。然而拿破仑到底还是因为扼杀了自由而完蛋。这对那些自称为他的继承者的人应该是一个教训。 　　不能容许在听到饥饿人民的贫困的呼声时重复罗马帝国时代这句蛮不讲礼的话：给人民面包和戏（Panemetcircenses①）就行了！要知道人民不会乞求施舍了！从筵席桌上丢下一些面包屑来欺骗人民是不解决问题的；人民不需要恩赐，他们要依靠自己来谋求自己的幸福。人民现在要求而且将来也要求制订管理自己的法律：这些法律不再是用来反对人民的，而是维护人民的利益的，因为它们是由人民自己制订的。我们不承认任何人有权可以一时高兴对人民施恩而一不高兴又收回这些恩赐。我们要求三千三百万法兰西人选择他们自己政府的形式，通过普选选出代表来制订法律。这个改革完成之后，损贫利富的捐税会立即被取消，而代之以建立在相反基础上的别的捐税。不应该再向勤劳的无产者收税来交给富人，而是应该征收游手好闲者的多余的钱来分给赤贫大众，使他们不再因为无钱而被迫无所作为。捐税应该打击不从事生产的消费者来丰富生产资源，应该逐渐促使取消公债——这个国家的浓疮；最后应该以国家银行制度来代替万恶的交易所的投机倒把。积极劳动的人将通过国家银行得到资金方面的帮助，到了那时，也只有到了那时，捐税才是一件好事。 　　①“Panemetcircenses”，语出古罗马讽刺诗人尤文那耳（Juvénal公元前65—128）之口，他曾讽刺罗马人民说，他们纵然征服了世界，所关心的只是施舍和免费看戏。——译者 　　先生们，这就是我们所了解的共和国，而不是别的，93年只是对看门人和玩多米诺骨牌的赌徒有用的稻草人。先生们，请你注意，我故意用了“普选”这个名词来表明我们蔑视某种联盟。我们清楚地知道走投无路的政府会用谎言、诬蔑、无稽之谈、背信弃义的方法来使人重新相信政府长期以来所利用的旧神话，那就是共和党人和正统党徒①之间存在联盟的神话，也就是说，世界上两类最势不两立的人之间存在联盟的神话。这个神话是他们唯一的救命稻草，使他们能重新找到某些支持的有力手段；如果政府能够用法国所憎恶的正统主义来吓唬法国，还能使法国暂时不走自救的本能促使它走共和的道路的话，那么，尽管是最愚蠢的，戏剧性的阴谋活动，最丢人的警察丑剧，在政府看来，都不算是太危险的把戏了。但是他们能使谁相信这种反自然的联盟是可能的呢？正统党徒们的手上难道没有染满我们那些死于复辟王朝断头台上的朋友的鲜血吗？我们还没有忘记我们的殉难者。波旁王朝二十五年来一直在煽动欧洲，今天仍然力图煽动欧洲起来反对的，难道不是以三色旗为代表的革命精神吗？这面旗帜不是你们这些伪装正统的卫道者的旗帜，这是共和国的旗帜。这是我们，共和党人没有你们参加，不顾你们反对在1830年重新竖起的，被你们在1815年烧毁了的那面旗帜。欧洲清楚地知道，当这面旗帜再受到国王攻击的时候，唯有共和的法兰西才会保卫它。如果说什么地方存在自然联盟的话，那就是在你们和正统党徒之间的联盟；这并不是说目前你们双方对同一个人选都认为是合适的，因为他们所需要的人选不在这里；但你们可能不计较你们的人选，从而同正统党徒们妥协，以便达到你们和他们共同追求的目标，因为你们这样做只不过是要回到你们的老路上去。 　　①这里所指的法国正统派，是查理十世的党徒。由于他们和西班牙正统派唐卡罗（DonCarlos）党徒有相似之处，所以布朗基称他们为正统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