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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制度总进攻的时候，让·雅克·卢梭，于１７５０年发表了他的第一部重要著作：“论科学与艺术”。这是一个产生伟大著作的时代。这些伟大著作在整个思想领域内（哲学、自然科学、史学、伦理学、法学等）提供了一种新的世界观，动摇了以天主教为主要精神支柱的封建制度和专制政治的基础。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发表于１７４９年，狄德罗的“关于盲人的书简”和毕丰的“博物学”第一卷也同样是在１７４９年发表的。“百科全书纲要”是１７５０年出版的；百科全书第一卷和达兰贝尔写的绪言是１７５１年问世的；伏尔泰的“路易十四的时代”也同时出版了。 这几年可以说是十八世纪的转折年代。在这几年里，学１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者们的著述基本上也都呈现着一种战斗精神，至少最著名的一些著作是如此的。这些著述表达了当时因被剥夺了一切政治权利而起来反抗封建制度的第三等级全体的要求。因为封建制度容许一小撮寄生者过着那种把自己的享受建筑在人民贫困之上的生活，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和国家统一的实现。 第三等级联合起来，反对君主专制；反对封建贵族；反对抵抗一切新思想的主要中心——教会。１７５０年前后，这个等级的力量已经构成了一个庞大的统一战线，把战斗一直引向法兰西大革命。 但是第三等级并不都属于同一的社会阶级。 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小农群众承担着封建剥削和国王课税的全部负担。相反地，以包税人身分出现的大资产阶级却在专制政权的赋税制度下获取利益，他们也都过着那种把自己的享受建筑在人民贫困之上的生活。 在乡村中，不愿放弃农村公社传统权利的贫农，反对那些按照资本主义新方式经营土地的大包税人。在农闲期间，这些贫农在家里还要为供给他们原料的商人工作，因此又受到商人的剥削。 在都市里，小手工业者无力和工场手工业竞争；荒年的时候，小市民就只有饿死，而粮食投机商则大发横财。 这些利益上的矛盾，在大革命时期武装冲突未爆发以前，已经在当时各种学说中反映出来了。 出身贵族的高等法院法官孟德斯鸠，是一个和旧政权有广泛联系的封建大地主。孟德斯鸠的著作是企图调和资产阶级的愿望与封建制度的矛盾。伏尔泰和百科全书派，则比较前进，他们代表着进步资产阶级的利益坚决地向旧制度进行斗争。伏尔泰本人以及爱尔维修和霍尔巴赫都是金融家和资本家。 他们的纲领是合乎历史发展方向的，因为它是以发展生产力为宗旨。在哲学上，他们当中的某些人，已经成为唯物主义者。他们相信人能够通过科学发现事物的本质，能够发展文化，并保证人们现世的幸福；他们对于社会的进步是抱有信心的。但是在政治上，虽然他们在君主专制制度下敢于支持民主的主张（狄德罗为百科全书所写的“政治权威”条），但我们却不能把他们看作民主主义者。这些人之所以愿意保障人民的幸福，只是出于他们的仁慈观点而已。但是，在他们看来，保障人民的幸福不应是人民自己的事情，不应是“被剥夺了智慧和理智的”（霍尔巴赫的话）贱民的事情。因为伏尔泰等人是资产者，所以他们对于易于骚动的老百姓是怀有戒心的。他们认为建立理性王国应该是少数开明人士的职责。 但是，正如恩格斯所说：“这个理性王国，不是别的，正是资产阶级理想化的王国”。世袭贵族遂为金钱贵族所代替。因此，所谓进步只能通过对人民大众的剥削来实现。小资产阶级同意和大资产阶级共同反抗旧制度，但小资产阶级没有任何理由容许资本主义的发展，因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必然会使它遭到破产和被剥夺。小资产阶级，从封建剥削中是得不到任何利益的。它在旧制度的压迫下，所受的痛苦比较大，因之也比较容易接受民主思想。 但是，小资产阶级并不可能提出有效的经济纲领。它在绝望中，还抓住那被历史注定要没落的小私有制不肯放手。它能用什么积极的东西来代替旧制度呢？它的愿望变成了一种乌托邦式的空想：在一种平等的社会制度下，所有公民都成为小私有者。由于这种梦想和不可避免的经济发展相矛盾，因而这一阶级对于社会的进展只能表示叹惜；在社会进展的过程中，小资产阶级实际上所看到的是一种没落，而这种没落正是它本身的没落。它对于科学——推动进步的工具——的发展，采取怀疑的态度；对于理性——研究科学的武器——也不能毫无保留地予以信任。 我们正应当从这个角度上来看卢梭的著作，它向小资产阶级广大群众提供了一种思想体系。卢梭比百科全书派更前进，同时却又更审慎。他在政治上，虽然大胆得多，深刻得多，可是在哲学方面，却远远地落后于百科全书派中之最进步的学者。这就是卢梭著作中的深刻矛盾。这并不是由于他的天才上的缺陷，而是因为他作了小资产阶级的代言人，这一阶级所处的地位本来就是矛盾的。 成长的年代（１７１２—１７５０年） 卢梭于１７１２年生于日内瓦。如果把他看作是一个日内瓦人为日内瓦的人民而写作，则歪曲了卢梭的著作，同时也过低地估计了他的著作的重大意义。今天我们几乎可以断言，他在写“社会契约论”的时候，对于日内瓦的政治组织还是很陌生的。我们所以把卢梭当作法国人，与其说是因为他的祖先是十六世纪流亡的法国新教徒，不如说是因为他所受的教育完全是法国的教育，而且他在法国的文学上、思想上、以及政治生活上，曾经起过重大的作用。 虽然如此，因为他生长于日内瓦，这对他的著作就不能不发生一定的影响。他生来就是喀尔文教派的教徒，也就是说，他所信奉的是一种比天主教更富于个人主义与唯理主义色彩和更为严峻的宗教（马克思曾经说过，宗教改革是资产阶级革命的先声）。而更重要的一点，日内瓦乃是一个共和国，因此卢梭毕生引以为荣的是，在法国国王的臣民当中，他是在一个共和国里出生的人；他终身保持的唯一头衔，就是“日内瓦公民”这一头衔。虽然日内瓦共和国实际上是一个实行富人寡头政治的国家，它的一切权力都属于由二十五个人组成的一个很小的议会，不过我们认为这种情况在这里并没有重大意义，而卢梭只在他的伟大著作发表之后，才明确地注意到这一点：“生而为共和国公民”这一事实，使卢梭意识到他在当时的法国具有一种独特之点。 他父亲是一个钟表匠，他的家庭属于小资产阶级。卢梭并不认为自己是出身于最贫穷的阶级。他在“忏悔录”中曾说他出生“于一个风俗习惯都不同于一般人民的家庭里”。但是，他自幼便失去了家庭的照管，生活于人民之中。他父亲是一个无恒心而富于幻想的人。他时常一面修理钟表，一面让七岁的儿童让·雅克给他读抒情小说，但是，也让他读普鲁达克的“名人传记”，这本书从十六世纪起就已成为一切拥护共和制的人们的公民读本。他父亲因为与人发生了一场纠纷，于是离开了日内瓦，从此就再没有照管一出生就失去了母亲的让·雅克。 雅克被托付给牧师朗拜尔西埃有二年之久。在牧师的家里，他开始学习拉丁文。这大概是他仅有的在别人指导下的正规学习。以后他又在一个雕刻匠家里作了两年学徒。学徒的生活在当时是一种最苦的生活。卢梭受过欺侮，还挨过打。他用一般儿童所使用的方法来自卫，他撒谎、偷窃。有一天，他终于逃跑了。从此他过了十三年的流浪生活，学会了各式各样的职业，也遭受过种种的痛苦。他倚靠一位年轻妇女华伦夫人过生活，后来成为她的情夫。这位年轻妇女也是一个在生活上放荡不羁的女人。也许是由于一时权宜之计，卢梭改信了天主教。他作过仆从，教过音乐，虽然那时他对音乐还是一个门外汉。在安西，后来在商贝里，他都和华伦夫人在一起；他读了很多书，并且独自从事有系统的研究。 １７４０年，卢梭在里昂作了德·马布利先生家的儿童教师。德·马布利先生就是埃蒂耶纳·博诺·孔狄亚克和加布里埃尔·博诺·马布利两位哲学家的兄弟。后来他带着一个乐谱草稿到了巴黎。他指望借这个乐谱发一笔财，他把它交给了科学院，结果却一无所获。 卢梭结识了一位同他一样不知名的青年作家狄德罗，并被介绍到各沙龙里去，例如财政家撒弥勒·拜纳尔的女儿——杜班夫人的沙龙。由于时常教授音乐，卢梭终于学会了音乐，并且写了一部歌剧：“风雅的诗神”。但这一切都不能维持他的生活，因又陷入贫困境地，他便接受了驻威尼斯大使的秘书职务。这一职务，他担任了十八个月。就在这个时期，他开始关心政治问题，因而产生了写“政治制度”一书的最初思想。关于这个著作，他不过只写了一个引言：“社会契约论”。不久，他因为同大使意见不合，便又回到巴黎，准备在巴黎长期居住下去。 卢梭开始是以音乐家和剧作家而知名的。他的“风雅的诗神”上演之后，又和伏尔泰合编了一部歌剧：“拉弥尔的节日”。同时他还担任了杜班夫人的女婿德·弗朗格伊先生的秘书。就在这个时候，他同一个完全不识字的旅馆女仆德莱丝·勒娃色尔同居，生了五个孩子，他先后把这些孩子都送到孤儿院里去了。 卢梭和哲学家们的来往更加广泛了。除狄德罗和孔狄亚克是他的契友外，他还认识了出身于金融家家庭的艾比奈夫人，后来又结识了格里姆。 １７４９年夏季，狄德罗被囚于文新尼城堡里。有一天卢梭步行到文新尼城堡去，想陪同他这位朋友消磨一个下午的时间。在路上，他读着“法国水星杂志”，偶然看到上面载有第戎科学院的征文题目：科学和艺术的进步起了败坏风俗的作用，还是起了改善风俗的作用？ “在读到这个题目的一刹那间，我看到了另外一个世界，而我也变成了另外一个人。” 在卢梭将要成名的时候，他究竟是怎样一个人呢？ 反动的批评家们，指摘卢梭有各种弱点和短处，说他反复无常，心性善变（他曾由耶稣教改信天主教，又由天主教改信耶稣教），同华伦夫人的关系，暧昧不明：有的时候，靠她生活，一方面是她的情人，同时却又称她为妈妈；并且有一个时期，他竟同意和园丁克洛德·阿奈共同占有这个女人。尤其是对于卢梭抛弃儿女这件事，批评家们认为对于一个写过教育论文的作者来说，是一个不可饶恕的罪过。 最不刻薄的，或者说是最狡猾的反动批评家们，把这一切都归之于他的神经病。他们说：“卢梭是个疯子”。这是诽谤鼓舞革命的主要人物之一的最巧妙的方法。这些批评中所列举的事实并不假。让·雅克一生都在害着影响他的神经系统的病症。但是他只在晚年才间歇地有精神失常的情形，这主要是由于他遭受迫害的结果。把“论不平等”、“爱弥尔”、或“社会契约论”这样条理分明的著作的作者说成是一个疯子，简直是一种愚蠢的诽谤。 固然，卢梭在青年时代，给人的印象是：在生活上漂泊不定、不知道德为何物、不能抑制情感冲动的人。但我们应当知道这是一个自幼无人教养、很早就受到社会压迫、落得依赖一个放荡女人过生活的青年在所难免的；而令人惊奇的是这位本来很可能变成社会渣滓的青年，却使自己成为这样杰出的人物。人们无法原谅他对子女的抛弃，但是，我们不应该用现代的观点来批评这件事。在十八世纪，那是流行的一种风气，甚至贵族也不例外。例如：达兰贝尔是丹森夫人的儿子，丹森夫人曾把他丢在一个教堂门口的长廊下面，这是尽人皆知的秘密。 卢梭因为要负担德莱丝·勒娃色尔全家的生活，经济十分困难，所以也和许多其他人一样，把孩子送进了孤儿院，和丹森夫人相比，他是更可原谅的。卢梭这一问题之所以特别引人注意，是因为他后来曾想针对着贵族的伦理提出一种新的伦理；但是在他抛弃孩子的时候，他还没有考虑到这方面来。他在晚年，好象很追悔这种行为。从这点看来，与其说卢梭是一个负罪者，倒不如说他是一个牺牲者。 至于人们指摘他无恒心，实际上，这正应当算作他的一种光荣，这样敏感的人是不能忍受任何束缚的。他对于压迫所感受的痛苦比任何人都深，只要有人侵犯他的自由，他就立刻走开。这就是他在生活上漂泊不定的原因。他宁肯过着困苦冒险的自由生活，也不愿意过安乐的奴隶生活。对他来９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说，爱自由比爱什么都深切。他愿意始终保持他的本色：保持生活、情感、和思想的自由。当他决定为维护一种正确思想而发言的时候，关于财产、职业、甚至本人安全方面的任何顾虑，都不能使他闭口不言。即使世界上只有他一个人这样主张，他也要坚持他所认为是真理的东西。 在卢梭同时代的作家中，他是唯一的富有流浪生活经验的人。他在历次旅程中，认识了人民的痛苦。卢梭亲身体会到依人为生、任人支配的那种屈辱。 他学会了爱人民；在人民中，他永远觉得那么温暖。 同时，这个从艰苦生活教育中锻炼出来的人，终于找到了通过自修获得高深学识的方法。卢梭的学识固然不如对科学有深刻研究的狄德罗那么渊博，但是，卢梭毕竟具有通晓各种学问的头脑。他的著作种类的繁多和主题的多样性，可以证明这一点。他的著作包括音乐、戏剧、诗歌、化学、植物学、语言学、政治经济学、法律、教育、小说等等。这种学问不是从学校里学习得来的。卢梭没有受过学校教育。他是一个独自钻研学问的人，但是，他具有一种特殊的智力，能够完全掌握他所学的东西，并习惯于把一切观念都加以严格的评判。 １７４１年，当卢梭在巴黎各沙龙里出现的时候，他就是这样一个人。当然，他是在青年野心的推动下到沙龙去的。巴黎是当时的文化首都，只有沙龙才能使人成名。一个出身于平民的知识分子，如果各沙龙不把他捧上文坛，是不会有任何成名希望的。那里是一些养活卓越作家们的爱好文艺的大富翁、好客的有势力的贵妇人聚集之所。例如：马尔蒙太尔、格里姆以及博马舍等人，都是在沙龙里成了名的。为什么让·雅克没有这种幸运呢？他对巴黎各沙龙的贵族阶级，当时并未怀有任何成见。在他青年时期的作品里，我们也找不到任何敌视当代显贵人物的迹象。 但是，当卢梭和那些显贵人物有了接触以后，他就开始怀恨他们了。他的“病态的敏感”也是由此发展起来的。他对贵族们的日益增长着的敌对情绪，确实可以从他的性格中得到解释。要在沙龙里出风头，就必须是个潇洒自如的人，而他却是一个腼腆而不善交际的人；在沙龙中所需要的是对答如流，而他却拙于言词，只有在孤独的时候才能有所创造；在沙龙中必须能轻松而机智地讨论最重要的问题，而他却始终保持严肃的态度，全部精神都集中在各种不同的思想冲突上。总之，他应该象伏尔泰，而他却是让·雅克。但是更重要的理由，乃是阶级的矛盾。在沙龙里，贵族们和大资产阶级过着造成人民贫困的豪华生活，而让·雅克感到自己就是人民。男爵霍尔巴赫有一天问卢梭为什么对他那么冷?，卢梭回答说：“你们太有钱了”。这些富人没有人心。他们是虚伪的。 “在一般群众中，虽然强烈的热情只是间歇地流露出来，但自然的感情却是随时可以见到的。在上流社会中，则连这种感情也完全没有。他们在虚伪的感情掩盖之下，只受利益或虚荣的支配。” 若是另外一个人就可能卑躬屈节、同流合污，但卢梭的特性就在于他具有不屈不挠的精神。人们想把他造成一个沙龙里的人物，一个小型的伏尔泰，那是不成的！他永远是让·雅克·卢梭，日内瓦公民，并且对于使少数人富有，无数人穷困和全体人民不幸的那种社会，他要揭露其中的一切虚伪。 伟大著作的写作（１７５０—１７６２年） “论科学与艺术”这篇论文曾受到第戎科学院的奖金，并且立刻引起了很大的反响。继而就开始了一系列的笔战。各种各样的作家（有时还有些非职业作家，如波兰国王斯大尼斯?斯）都参加了对卢梭的攻击；卢梭从事答辩，争论一直诞续到第二篇论文发表的时候。他的论敌们曾企图破坏他的声望，他们根据马尔蒙太尔和莫勒莱的“回忆录”，肯定卢梭写这篇论文时曾受狄德罗的启发。他们认为卢梭曾把应征第戎科学院的论文计划告诉了他这位朋友，他的论文计划原来主张科学和艺术的进步，实际上曾起了改善风俗的作用。由于狄德罗热爱奇说异论，感觉到卢梭的论点过于平凡，劝他应当标新立异一鸣惊人，并临时发表了一些议论，卢梭后来在他的论文里把狄德罗的议论加以发挥。这种诽谤是不值一驳的。他们不只侮辱了卢梭，也侮辱了狄德罗，竟把他们二人都形容成热衷于一举成名的江湖之士。这两个人为了热爱真理，不惜个人方面的种种牺牲，是应当享受另一种名声的。我们有什么理由可以假定卢梭对于他朋友所提供的新奇论点终生坚持不放呢？而且狄德罗并没有在任何地方确认过马尔蒙太尔的那种说法。相反地，狄德罗在他所写：“反驳‘关于人的博物学’一书”中，曾明确地说道： “卢梭作了他应当作的事，因为他是卢梭。我可能什么事都没有作，或者可能作了别的事情，因为我毕竟是我。” 狄德罗在“塞涅卡的生平”一书中所叙述的事似乎是真实的。卢梭把应征的意图告诉了狄德罗，狄德罗大声叫道：“没有什么可犹豫的，你一定会采取任何人都不采取的主张。”狄德罗是知道卢梭的倾向的，所以早就预料到卢梭对这一问题的答案。 这第一篇论文“论科学与艺术”一发表，就奠定了卢梭成名的基础。但这并不是一篇杰作。卢梭本人是没有文人的虚荣心的，所以把这篇论文看作是他最坏的写作之一。 “在所有出于我笔下的写作里，这是论证最薄弱，文笔最不协调的作品。” 这一论文虽然不过是一篇词藻美丽宣扬道德的文章，但它是具有重大意义的，因为卢梭全部学说的萌芽，都蕴含在这里面了。卢梭肯定科学和艺术的进步起了败坏风俗的作用，他的这种意见，是和当时一般哲学家们所认可的观念恰恰相反的。那时“百科全书纲要”象对科学的赞美诗一样，颂扬科学是可以使社会按照理性的要求重新建立起来的。可是卢梭却已观察到社会是建筑在不等的基础上，文化是为腐朽的贵族阶级而服务，贵族阶级的豪华生活是建立在人民的贫困上面的。卢梭这篇论文的真正新奇之点，并不在于把善良的天性和腐化的社会对立起来。在卢梭以前，许多学者已经作过这样的对比，野蛮人是善良的这种论点在十八世纪是极其流行的。 但卢梭是第一个人以激昂的声调，指出了这一些人的豪华的另一面就是那一些人的贫困。这个论点，在这第一篇论文里还是很含蓄的，但在随着而来的笔战中就越来越变得明确了，特别是在答波兰国王的信中更显得清楚。卢梭的批判不只是反对封建社会，而是反对建筑在财产不平等基础上的一切社会。 从此以后，卢梭就找到了他自己的道路。他同哲学家们并没有断绝关系，因为使他和哲学家们对立起来的冲突还处于潜伏状态。达兰贝尔在“百科全书”绪言里，格里姆在他的“文艺通讯”里，对卢梭这第一篇论文，都有善意的批评。卢梭也参加编纂百科全书的工作，提供了关于音乐的那些条目。１７５５年，他又把他写的“论政治经济学”也供给了“百科全书”。他在这篇论文里更发挥了他的论点，并从伦理的观点转变到政治的观点。他同狄德罗依然保持着很密切的关系；由此可以看出狄德罗是卢梭最亲密的友人。狄德罗和他一样，都是小资产者，在一个很长的时期过着流浪文人的生活。 这时卢梭越来越和各沙龙疏远了，开始了他的“精神改造”，决定象一个小手工业者一样地独立生活。因此，这位著名的作者便自食其力，以抄写乐谱（每页代价十个苏）为生。他树立了严肃而漂泊的生活榜样。就是这种可敬的个人生活榜样，使他赢得了小资产阶级的人心；后来象伟大的雅各宾党人马?和罗伯斯庇尔那样的人物，就是受了他这种生活和他的著作的影响。 １７５２年，卢梭的歌舞喜剧：“乡村卜者”上演了；随后又上演了他的另一个喜剧：“纳尔西斯”，这一剧本的序文，明确肯定了他第一篇论文里的思想。他拒绝了国王为奖赏“乡村卜者”的成功演出而颁发给他的一笔年金。 １７５５年，他又参加了一次第戎科学院所举办的征文。“论不平等的起源”就是这次应征的论文。关于这篇论文的内容，我们在下面将加以分析。写完论文后，他曾到日内瓦去旅行，在日内瓦他又改信了喀尔文教。 由于厌倦了巴黎的生活，卢梭到艾比奈夫人在她舍夫来特别墅的花园里，为他准备的一所园亭式的小房子里去居住，那小房子的名字叫作退隐庐。从那个时候起，他和百科全书派的争论开始激烈起来。资产阶级的批评家一般都把卢梭和百科全书派的决裂说成是由于个人的原因。他们认为卢梭的多疑、敏感和自寻烦恼的怪癖，狄德罗的疏忽，格里姆的阴险都是造成决裂的原因。这些无关紧要的原因，很可能反而掩盖了存在于双方思想意识本身中的更深的原因。但是批评家的职责正在于抛开一切流言，一直追溯到冲突的根源。因为这本来是阶级的冲突。百科全书派中的前进派（狄德罗，霍尔巴赫）同中间派（伏尔泰）一样，都是发展资产阶级的进步纲领的，而卢梭则代表民主大众的利益。民主大众虽更富有革命性，却没有积极的经济纲领，所以只好逃避在乌托邦内。 １７５８年，卢梭和艾比奈夫人决裂以后，便定居于蒙莫朗西，住在蒙·路易的一座小房子里。这是他一生中写作最多的时期。他首先发表了“致达兰贝尔论演剧的信”。这封信终于使卢梭与百科全书派完全决裂了。在信中，卢梭并没有反对一般的艺术，也并没有不加分辨地反对各种类型的戏剧。卢梭曾一再表明：他深信在一种不再是基于社会不平等而建立起来的制度下，艺术在道德方面是会起良好作用的。艺术应该有它伦理的和政治的内容。卢梭之所以反对古典戏剧，是因为他认为那是一种贵族艺术。他这种看法虽然不正确，但为了给人民艺术开辟道路，这种看法在当时也是必要的。“致达兰贝尔的信”的末段提出了关于人民和公民的节日的方案。这个方案后来在大革命时期被采用了。由大卫下令规定的重大的革命节日，在卢梭的著作中，是可以找得出理论根据的。 １７６１年利１７６２年，卢梭先后发表了三部最重要的著作：“新哀洛伊丝”、“社会契约论”和“爱弥尔”。这三部著作都具有教育意义。在此以前，卢梭只揭露了在以财产不平等为基础的社会中，他的同时代的人所以堕落的原因。现在他则指给他同时代的人一个新人的形象。“社会契约论”提出了一个民主的、平等的社会原则。那种社会里的人可以说都是由道德激励着的公民，换句话说，都是一些爱国者。 “新哀洛伊丝”一书，针对着贵族的腐化堕落，提出了一种合乎资产阶级理想的家庭道德；针对着色情和荒淫，提出了一种更健康的情感生活。 但是并不只此，处在当时那个时代的卢梭，认为要建设一个更好的社会，必须改造个人，所以他在“爱弥尔”一书中提出了一个合乎自然法的教育计划。 三部著作相互关联，好象都属于一个整个的伟大的计划。 但是卢梭思想的固有矛盾，以及他所代表的阶级的固有矛盾，在这三部著作里，随处都可以发现。只须一个比较详细的分析就可以把那些矛盾揭示出来。不过在这一简短的评述中，我们只想指出这三部著作每一部在历史上的重要性而已。 “社会契约论”是一部关于政治法的论著，内容非常抽象，读起来也比较枯燥，但这是一部宣布人民主权原则的、最深刻最成熟的著作。为了确保自己的自由，每个公民把自己置于代表公共意志的至高无上的主权支配之下，公共意志所体现的就是人民的意志。卢梭并把主权者，换句话说，就是把公共意志，和负责执行法律的政府区别开来。这里就出现了难题，因为卢梭停留在资产阶级的思想范畴，没有考虑到消灭私有制的问题。社会上既然有富人和穷人，那么如何防止富人攫取政权，强奸公共意志呢？这是资产阶级思想所不能解决的问题，卢梭只好用一些空想来摆脱这些难题。他赞赏财产的平等，赞赏能以阻止工商业发展的那些取缔奢侈的法律。他预感到这些方法是无济于事的，结果他只有求助于建立一种国教，来巩固国家的组织。 对于雅各宾革命党人，没有比这本书影响再大的了。在他们看来，这是一本革命道德，国民精神，总而言之，爱国主义的手册。再没有比卢梭的思想与世界主义更相径庭的了。正是在“社会契约论”里，人们可以最明显地看出，在１７８９年前，爱国主义和共和精神是密不可分的。 另一方面，根据卢梭的主张，既然所有公民已经把他们的一切权利都交与了最高权力者，则为了保障自由，最高权力者应当具有无限的权力。这种主张给雅各宾党人提供了实行革命恐怖的理论根据。 最后，“社会契约论”里的国民宗教论，曾启发罗伯斯庇尔树立了对最高主宰的信仰。 论儿童教育的专著“爱弥尔”，曾起过进步的作用，特别是人们如果把卢梭的思想和当时在学校里实施的那种教育加以比较的话，它的进步意义就更为明显。那些学校大部分都在耶稣会教士们手里，直到１７６２年他们被驱逐时为止。卢梭依照文艺复兴时代那些伟大的人文主义者的榜样，要求无论在生理上和精神上，人的全面发展。卢梭主张实行实物教育，尽可能地用对事物的直接观察来代替书本知识，在这种教育中，科学应当起主要作用，理论应当与实践相结合。爱弥尔所以学习一种手艺，是因为“我们已面临危机而革命的时代即将到来”，任何社会地位都难免要发生动摇。这种见童教育是以这样的原则为基础的：应该发展儿童的个性，尊重自然给予儿童的善良的禀赋，使他远离一切成见，远离一切不是以理性为基础的传统；总之，应该把他培养成一个能够独立判断的人。这在大革命的前夕是很重要的。 但是也许就是在“爱弥尔”一书中，卢梭思想上的矛盾和他的喜好空想的性格，表现得最为明显。首先卢梭对于儿童教育在培养新人方面应有的作用的看法是乌托邦式的。因为由谁来培养新人呢？为使儿童教育具有一种革命意义，首先应该教育那些教育者。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十八世纪哲学家们的唯心主义，他们以为思想支配世界，因而认为要改造社会，必须改造个人。 另一方面，卢梭所想培养的是什么样的人呢？是自然人呢？还是“社会契约论”中的公民呢？ “从造物者手中出来时，一切都是好的，到了人的手里，一切都变质了”，这是“爱弥尔”一书开头的两句话。但是以后卢梭很快又肯定：“优良的社会制度是最善于改变人的本性的那种制度”。在这里，我们认为卢梭是徘徊于两者之间的，即：徘徊于资产阶级的爱国主义与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