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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文卓结婚13周年发文庆祝 赵文卓结婚13周年说了什么

发表时间:2023-08-19 10:19:56  来源:晨曦分类信息网-免费分类信息网  浏览:次   【】【】【
子,异日出膺大任,足以挽既倒之狂澜,作中流之砥柱”,大家深受鼓舞,从此清华以“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为校训。   梁启超推荐陈寅恪先生为清华国学院导师,校长曹云祥说:“他是哪一国博士?”梁答:“他不是学士,也不是博士。”曹又问:“他有没有著作?”梁答:“也没有著作。”曹说:“既不是博士,又没有著作,这就难了!”梁先生气了,说:“我梁某也没有博士学位,著作算是等身了,但总共还不如陈先生廖廖数百字有价值。”接着梁先生提出了柏林大学、巴黎大学几位教授对陈寅恪先生的推誉。曹一听,既然外国人都推崇,就请。   姜亮夫回忆民国时期的清华大学时有这样一段记述:“在清华这个环境中,你要讲不正经的话,找一个人讲肮脏话是不可能的。先生同先生,学生同先生、同学与同学,碰见了都是讲,某个杂志上有某篇文章,看过了没有?如都看过两个人就讨论起来,如一方没有看过,看过的就说这篇有什么好处,建议对方去看。”   蔡元培任民国教育总长时,范源濂任次长,他们办教育的方法相对立。范说:“小学没有办好,怎么能有好中学?中学没有办好?怎么能有好的大学?所以我们的第一步,当先把小学整顿。”蔡元培说:“没有好大学,中学师资哪里来?没有好中学,小学师资哪里来?所以我们第一步,当先把大学整顿。”   1917年1月9日,北京大学举行开学典礼,蔡元培发表就职演说,这就是著名的《就任北京大学校长之演说》。蔡与北大学生约法三章:一是抱定宗旨,"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二是砥砺德行,"诸君为大学学生,地位甚高,肩此重任,责无旁贷,故诸君不惟思所以感已,更必有心励人";三是敬爱师友,"自应以诚相待,敬礼有加,至于同学共处一堂,尤应互相亲爱,庶可收切磋之效。"   蔡元培谈及自己的教育理念:大学教育的目的与观念是明确的,就是要使索然寡味的学习趣味化,激起人们的求知欲望,我们决不把北大仅仅看成是这样一个场所——对学生进行有效的训练,训练他们日后成为工作称职的人。……这所大学还负有培育及维护一种高标准的个人品德的责任,而这种品德对于做一个好学生以及今后做一个好国民来说,都是不可缺少的。   蔡元培在回复林琴南的一封信中谈到了自己的两种办学主张,第一条便是:对于学说,仿世界各大学通例,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无论有何种学派,苟其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尚不达自然淘汰之命运者,虽彼此相反,而悉听其自由发展。   蔡元培的兼容并包是北大最重要的思想资源,他说:“大学之大,因其无所不包,各种言论思想均可自由,但亦不必出于互相诟骂。如各有主张,尽可各自鼓吹自己主张之长处,不必攻击或排斥他种主张。”   蔡元培看到梁漱溟一篇文章当即决定聘其做北京大学印度哲学讲席,梁漱溟辞以对印度哲学实无所知。蔡说:"你说你教不了印度哲学,那么,你知有谁能教印度哲学呢?"又说,"我们亦没有寻到真能教印度哲学的人。横竖彼此都差不多,还是你来吧!你不是爱好哲学吗?我此番到北大,定要把许多爱好哲学的朋友都聚拢来,共同研究,互相切磋;你怎可不来呢?你不要当是老师来教人,你当是来合作研究,来学习好了。"   刘师培在辛亥前就投靠端方,叛变革命,甘愿充当奸细,出卖同志。蔡元培惜其才,极力为之辩护:“刘申叔,弟与交契颇久,其人确是老实,确是书呆!”章太炎也说:“今者文化陵迟,宿学凋丧,一二博通之才如刘师培辈虽负小疵,不应深论。杀一人无益于中国,而文学自此扫地,使禹域沦为夷裔者,谁之责耶?”民国成立后,蔡元培和章太炎联名在报纸上刊登启事,寻找刘师培:“刘申叔学问渊深,通知古今。前为宵人所误,陷入樊笼。今者民国维新,所望国学深湛之士,提倡素风,任持绝学。而申叔消息杳然,死生难测,如身在他方,尚望发一通信于国粹学报馆,以慰同人眷念。”几年后,刘师培又襄助洪宪帝制,为时人不齿,但蔡元培仍延请他在北大教书。   北大最初不招收女学生,五四时期,许多女学生要求入学北大,蔡元培公开表示支持,但不久蔡元培暂离北大。1920年,代理文科学长陶孟和准许了9名女生入校旁听,引起社会上的议论和教育部的批评,甚至总统徐世昌都出面警告北大当局,认为国立学校应该保持“崇高的道德水准”。但是当时并无法律明文禁止男女合校,已经回到北大的蔡元培就凭这一点,没有请求政府的许可,便正式批准了那9名女生注册为北大正式学生。但事实上,美国和中国基督教徒合办的广州岭南大学早在1918年就已经开始男女并校了。岭南大学即今天中山大学的前身。   “五四”运动中,学生的表现日益激进,胡适和蒋梦麟乃联名发表《我们对于学生的希望》,文中写道:“荒唐的中年、老年人闹下了乱子,却要未成年的学子抛弃学业,荒废光阴,来干涉纠正,这是天下最不经济的事!”   胡适《领袖人才的来源》论及:领袖人物必须具备充分的现代见识、必须具有充分的现代训练,必须有足以引起多数人信仰的人格,这种资格的养成,在今日的社会,除了学校,别无他途。   辜鸿铭刚到北大任教的时候,学生们看到他脑后拖着一条长长的辫子,都忍不住哄笑起来。而他,则不动声色地走到讲台上,向下面的学生打量一番后,慢条斯理地说:“你们笑我,无非是因为我的辫子,我的辫子是有形的,可以剪掉。然而诸位同学脑袋里面的辫子,就不是那么好剪的啦。”   一席话把学生统统镇住了。以后上课就没人敢笑话他了。   蒋梦麟说:“我在大学中搞了几十年,经过许多风潮,发现了一个规律:一个大学中有三派势力,一派是校长,一派是教授,一派是学生,在这三派势力中,如果有两派联合起来反对第三派,第三派必然要失败。”   陈寅恪每次讲课,开宗明义就说:“前人讲过的,我不讲;近人讲过的,我不讲;我自己讲过的,我不讲。现在只讲未曾有人讲过的。”   1924年,梁漱溟离开北大,有人问他原因,他说:"因为觉得当时的教育不对,先生对学生毫不关心。"他认为,先生应与青年人为友。所谓友,指的是帮着他们走路;所谓走路,指的是让包括技能知识在内的一个人全部的生活往前走。"教育应当是着眼一个人的全部生活,而领着他走人生大路,于身体的活泼、心理的朴实为至要。"   1930年,钱穆到燕京大学任教,校长司徒雷登问他对燕大印象如何,他答道:“起初听说燕大是中国教会大学中最中国化的大学,心中特别向往。我来燕大一看,才发现并非如此。一入校门就看到M楼和S楼,这难道就是中国化吗?我希望将燕大各建筑都改为中国名。”不久,燕大专门召开会议,决定改M楼为穆楼,S楼为适楼,贝公楼为办公楼,其他建筑一律赋以中国名称。钱穆还为校园的一个湖取名叫“未名湖”。   蒋百里就任保定军校校长的第一天,对全体学生训话道:“我此次奉命来掌本校,一定要使本校成为最完整的军事学府,使在座诸君成为最优秀的军官,将来治军,能训练出最精锐的军队。我一定献身于这一任务,实践斯言。如果做不到,当自杀以谢天下。”后来,他因学校被政府拖欠经费,深感愧对学生,遂写下遗书,真的当众自杀,子弹穿过胸膛,幸而未死。   林语堂在东吴大学讲英文课,开学第一天,先生带来一个皮包。皮包里满满一包带壳的花生。他将花生分送给学生享用,课堂变成了茶馆。林先生开始讲课,操一口简洁流畅的英语,大讲其吃花生之道。然后,他将话锋一转,说道:“花生米又叫长生果。诸君第一天上课,请吃我的长生果。祝诸君长生不老!以后我上课不点名,愿诸君吃了长生果,更有长生。”学生们哄堂大笑。   冯友兰在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所写碑文,可与清华陈寅恪为王国维所写之碑文媲美:   并世列强虽新而不古,希腊   罗马有古而无今,惟我国家,亘古亘今,亦新亦旧,斯所谓“周虽旧邦,其命维新”者也。   万物并育而不相害,天道并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软化,此天地之所以为大。斯虽先民之恒言,实为民主之真谛。联合大学以其兼容并包之精神,转移社会一时之风气,内树学术自由之规模,外来民主堡垒之称号,违千夫之诺诺,作一士之谔谔。   闻一多上课别致。据学生回忆,他身穿黑色长袍昂然走进教室,先掏出烟盒向学生笑问:"哪位吸?"学生们笑而不接,他就自己点了一支,电灯光下烟雾缭绕,拖长声音念上一句:"痛饮酒,熟读《离骚》,方得为真名士!"这才开始讲课。   沈从文论及原北大文学院院长胡适先生时说:“适之先生的最大的尝试并不是他的新诗《尝试集》。他把我这位没有上过学的无名小卒聘请到大学里来教书,这才是他最大胆的尝试!”   傅斯年之于台湾大学,一如当年蔡元培之于北大。他的甘棠遗爱几十年不衰,如刘绍铭在小说《二残游记》中说:“傅校长,虽然我在大洋这边的美国也拿了个什么博士,但我最骄傲的,还是杜鹃花城的那个学位!”   北大新生入学。有名新生拎着很大的包裹来报名,看见路边一个老头,就把他叫过来,说:“老头,给我看下包,我去报名。”老头等了一个小时,一直不动给他看包。   后来新生在开学典礼上看到,讲堂上给大家作演讲的正是那个老头,他就是季羡林。   二、校长(1)   1937年在长沙临时大学时,蒋梦麟、张伯苓、梅贻琦三位校长巡视学生宿舍,看见房屋破败,蒋校长认为不宜居住;张校长却认为学生应该接受锻炼,有这样的宿舍也该满意了。于是蒋说:“倘若是我的孩子,我就不要他住在宿舍里!”张却针锋相对地表示:“倘若是我的孩子,我一定要他住在这宿舍里!”梅没有表态。   蔡元培就职后,第一次对学生训话,就说:“大学生当以研究学术为天职,不当以大学为升官发财之阶梯。”切中当时北大的病根。后来,蔡先生又提出了“十六字箴言”:囊括大典,网罗众家,思想自由,兼容并包。仅两年多时间,蔡先生就把一个官僚养成所改造成为中国的“精神圣地”。   杜威评论蔡元培:“拿世界各国的大学校长来比较,牛津、剑桥、巴黎、柏林、哈佛、哥伦比亚等,这些校长中,在某些学科上有卓越贡献的不乏其人。但是,以一个校长身份而能领导那所大学,对一个民族,对一个时代,起到转折作用的,除蔡元培外,恐怕找不出第二个。”   蔡元培又在跟吴稚晖的一封信中谈到:大约大学之所以不满人意者,一在学课之凌杂,二在风纪之败坏。救第一弊,在延聘纯粹之学问家,一面教授,一面与学生共同研究,以改造大学为纯粹研究学问之机关。救第二弊,在延聘学生之模范人物,以整饬学风。   北大开教授会时,会场较乱,各人纷纷发言,蔡元培也站起来预备说话,辜鸿铭一眼看见首先大声说道:“现在请大家听校长的吩咐!”周作人说,这就是辜的语气,他的精神也充分地表现在里边。“五四”运动时,教授们在一起应付事件,其中就是挽留蔡元培,大家都说了好多话,对挽留没有异议。辜鸿铭却说出他自己的特别理由:“校长是我们学校的皇帝,所以非得挽留不可。”   北京大学因提倡“新文化”、“兼容并蓄”,常招致“国务院”、“参议院”等衙门的横加干涉。蔡元培非常气愤:“思想自由,是世界大学的通例。……世界哪有这种不自由的大学么?还要我去充这种大学的校长么?” 1919年6月15日,蔡元培发表《不肯再任北大校长的宣言》,宣称中国现代大学的三项基本原则:第一,大学应当是独立的和自主的;第二,大学应当具有思想自由和学术自由;第三,大学学术与思想自由需要相应的自由的社会政治环境。“我绝对不能再做不自由的大学校长。”读完乃挂冠而去。   曾为北大代理校长的傅斯年说:“蔡元培先生实在代表两种伟大文化:一曰,中国传统圣贤之修养;一曰,西欧自由博爱之理想。此两种文化,具其一难,兼备尤不可觏。先生殁后,此两种文化,在中国之气象已亡矣!”   南开是私立学校,经费需向社会各界募捐,有学生提出:"我们不要官僚军阀、土豪劣绅的臭钱!"张伯苓校长说:"美丽的鲜花不妨是由粪水浇出来的!"   张伯苓常讲:"人可以有霉运,但不可有霉相!越是倒霉,越要面净发理,衣整鞋洁,让人一看就有清新、明爽、舒服的感觉,霉运很快就可以好转。"他还编了句顺口溜:"勤梳头勤洗脸,就是倒霉也不显!"   张伯苓特别信奉这样的理念:一衣不整,何以拯天下?   南开另有四十字镜箴:“面必净,发必理,衣必整,纽必结;头容正,肩容平,胸容宽,背容直。气象勿傲勿暴勿怠,颜色宜和宜静宜庄。”   1924年底,大学部师生间发生了点矛盾,张校长以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精神平息了这场内部风波,过后轻描淡写地说:"两个小孩打架,摔倒了,爬起来,拍拍身上的土,各自回家吃饭。"   1929年南开女中部第一届学生毕业,张校长的讲话既   幽默又深刻。他说:"你们将来结婚,相夫教子,要襄助丈夫为公为国,不要要求丈夫升官发财。男人升官发财以后,第一个看不顺眼的就是你这个元配夫人!"   张伯苓多次说他办教育的理由:"我在北洋水师学校,亲见旅顺大连为日本割去,青岛为德国人所夺走。当我到济公岛的时候,看见两个人,一个是英国兵,另一个是中国兵。英国兵身体魁梧,穿戴庄严,但中国兵则大不然,他穿的是一件灰色而破旧的军衣,胸前有一个'勇'字,面色憔悴,两肩齐耸。这两个兵相比较,实有天壤之别,我当时感到羞耻和痛心。我自此受极大刺激,直至现在,还在我的脑海中回荡,我当时立志要改造我们中国人,但是我并非要训练陆军、海军,同外国周旋。我以为改造国民的方法,就是办教育。"   张校长鼓励学生苦干,但又怕年轻人急于求成反而坏事,他以炖肉为例说:"炖肉要慢火,长炖,不能性急,肉自然又烂又好吃。若心急,一会儿揭开看看,一会儿揭开看看,这锅肉是炖不好的。"   梅贻琦校长1931年在清华就职演说:"一个大学之所以为大学,全在于有没有好教授。孟子说:'所谓故国者,非谓有乔木之谓也,有世臣之谓也。'我现在可以仿照说:'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   梅贻琦从1931年到1948年一直担任清华大学校长,在他任校长之前,清华师生赶校长、赶教授是家常便饭,校长在任时间都不长。有人问梅贻琦有何秘诀,梅说:“大家倒这个,倒那个,就没有人愿意倒梅(霉)!”   蒋梦麟校长上任之初,即叮嘱文、理、法三院的院长:"辞退旧人,我去做;选聘新人,你们去做……放手去做,向全国挑选教授与研究人才。"   "三·一八惨案"后,鲁迅、周作人、朱自清等都作文纪念。3月23日,北京各界人士、各社会团体、各学校齐聚   北京大学大操场,为"三·一八惨案"的亡灵们举行万人公祭大会。北大代校长蒋梦麟在会上沉痛地说:"我任校长,使人家子弟,社会国家之人材,同学之朋友,如此牺牲,而又无法避免与挽救,此心诚不知如何悲痛。"他说到这里潸然涕下,引得"全场学生相向而泣,门外皆闻哭声" 。   竺可桢任浙江大学校长,一次联欢会上,有人请他“训话”,他说:“训字从言从川,是信口开河也。我不训话。”   马寅初先后任浙江大学校长,北京大学校长、名誉校长,因写《新人口论》而受批斗。全国围攻之时,马寅初的牛脾气又起来了,说:“我对我的理论有相当把握,不能不坚持,学术的尊严不能不维护!……我虽年近八十,明知寡不敌众,自单身匹马,出来应战,直止战死为止,决不向专以压服不以理说服的那种批判者们投降。……我个人被批判是小事,没什么,不过我想的是国家和民族的大事,我相信几十年以后,事实会说明我是对的。”   几十年后,果然证明他是对的。   北京师范大学副校长傅钟孙说:“每一个政治运动起来,虽然这个运动名目不叫斗争,不管它叫学习也好,思想改造也好,肃反也好,每一运动起来,知识分子就心惊胆跳。对于统治者衷心奉承而一再受白眼、挨耳光,这是史无前例的。我想不起来有哪一个兴朝胜世是这样糟蹋知识分子的,我也不晓得这些知识分子究竟造了什么孽而致遭受这么大的祸殃!”   张百熙是京师大学堂第一任管学大臣,对北大而言,功劳决不在蔡元培之下。张一上任即邀请吴汝纶任总教习,三顾茅庐,吴仍拒绝,张竟当场跪下,直到吴答应方罢。但吴汝纶要求先到日本考察,不料刚从日本回国就去世了,真称得上是"千金市骨"了!   蒋百里29岁时任保定军校校长,他到校视事的第一天,向学生们训话,较为简洁:"今天方震到校,有两件事向同学们一谈:一点关于精神方面,一点关于教育方面……方震如不称职,当自杀以明责任。"   蒋百里在校长任上时,受到北洋政府尤其是徐树铮的掣肘,财力时难为继。蒋便召集学生训话:“我初到本校时,曾经教导你们,我要你们做的事,我也必须做到;你们希望我做的事,我也必须做到。你们办不到,我要责罚你们;我办不到,我也要责罚我自己。现在看来,你们一切都好,没有对不起我的事,我自己却不能尽校长的责任,是我对不起你们。”说完,拔出手枪,对着胸口就是一枪,幸亏抢救得时,悲剧得免。   李宗吾曾在四川任中学校长及省监学等职,有一年中学学生毕业,省府派李为主试委员,李认真考试,学生恨之。一夜学生多人,手持木棒哑铃,把李宗吾拖出,痛打一顿,临走骂道:"你这狗东西,还主不主张严格考试?"李被人扶起,大声说:"只要打不死,依然要考。"后裹伤上堂,继续考试,学生不敢再抗,一律就试。   1929年,刘文典在安徽大学当校长,支持进步学生闹学潮。蒋介石到安庆召见他,责令刘交出共产党员名单。刘文典说:"我只知道教书,不知道谁是共产党。"蒋说:"你这校长是怎么当的?不把你这学阀撤掉,就对不起总理在天之灵!"刘毫不相让:"提起总理,我跟他在东京闹革命时,还不晓得你的名字哩!"   1926年“三·一八”惨案中,学生被打死47人,伤200多人。文化界如蒋梦麟、傅斯年、鲁迅、周作人、林语堂、朱自清、闻一多等都以不同方式表达了愤慨。多年后,傅斯年遇到了鹿钟麟,特地走到他的面前说:“从前我们是朋友,现在我们是仇敌,学生就像我的孩子,你杀害了他们,我还能沉默吗?”   傅斯年说,“凡一种学问能扩张他所研究的材料便进步,不能的便退步。”   傅斯年在谈到北大的几位校长时认为:蒋梦麟学问不如蔡元培,但办事却比蔡高明;自己的学问比不上胡适,但办事比胡适高明。蔡、胡的办事,真是不敢恭维!蒋梦麟又对傅斯年说:“所以他们两位是北大的功臣,我们两人不过是北大的功狗!”   傅斯年就任台湾大学校长时说:“第一流的大学,不能徒然是一个教育机关,必须有它的重要学术贡献;但是,也没有一个第一流的大学,把它的教育忽略了的。”又说,“大学是一个教授集团,不是一个衙门,按大学法,校长虽然权力甚大,然我为学校前途记,决不能有极权主义的作风。”   为维护大学独立和学术自由,傅斯年拒绝权贵子弟降格入学。为此,他特地在校长办公室门上贴上一张字条:“有为子女入学说项者,请免开尊口。傅斯年!”   三、传道(1)   马衡在北大讲“金石学”,带学生去故宫看商周青铜器。学生问他:“何以知道是真的?”马衡说:“若要知道什么是真的,先要知道什么是假的。”学生又问:“那么,又何以知道什么是假的呢?”马衡说:“若要知道什么是假的,先要知道什么是真的!”   梁启超说:“吾爱孔子,吾更爱真理。”   1929年,梁启超身体渐趋恶化,学生谢国桢和萧龙友劝他停止工作,加强休息。梁说:“战士死于沙场,学者死于讲坛。”不久不治而逝。1982年,谢国桢因病住院,犹坚持看书不已,萧龙友的儿子萧璋去看他,劝他养病期间不要看书,注意休息。谢说:“战士死于沙场,学者死于讲坛,师训不可违!”   章太炎、刘师培、黄侃三人常在一起切磋学问,有一次,刘师培感叹自己生平没有资质优秀的弟子堪当传人,黄侃即朗声问道:“我来做你的关门弟子如何?”刘师培以为黄侃只是开玩笑,便说:“你自有名师,岂能相屈?”黄侃正色相告:“只要你不认为我有辱门墙,我就执弟子礼。”第二天,黄侃果然用红纸封了十块大洋,前往刘家磕头拜师。有人认为黄的学问更胜于刘,不必自轻身份,黄说:“《三礼》为刘氏家学,非如此不能继承绝学,此所谓道之所存,师之所存。”   黄侃只比刘师培小两岁。   王闿运就任尊经书院的第一天,就对学生传授学经的方法,说:“治经于《易》,必先知易字含数义,不当虚衍卦名;于《书》,必先断句读;于《诗》,必先知男女赠答之辞,不足以颁学官,传后世,一洗三陋,乃可言《礼》,《礼》明然后治《春秋》。”又说:“说经以说字为贵,而非识《说文解字》之字为贵”,“文不取裁放古则亡法,文而毕摹乎古则亡意。”   辜鸿铭曾经教授记忆之法,谓第一步是感动(impression),第二步是保留(retention),最后一步是回忆(recollection)。当外国人向他请教因何有如此记忆力时,他说:“你们外国人用脑记忆(remember by brain),我们中国人用心记忆(remember by heart)。”   陈寅恪执教于中山大学时,讲课时校内教授旁听者常多于学生,陈因有“教授之教授”的称谓。   1953年12月1日上午,在陈寅恪的家里,汪钱和自己的老师陈寅恪作了一次长谈。汪钱按照老师的要求,记录下陈寅恪的一篇口述长文。在这一"对科学院的答复"中,陈说:"我的思想,我的主张完全见于我所写的《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中……我决不反对现政权,在宣统三年时就在瑞士读过《资本论》原文。但我认为不能先存马列主义的见解,再研究学术。我要请的人,要带的徒弟都要有自由思想,独立精神。不是这样,即不是我的学生。所以周一良也好,王永兴也好,从我之说即是我的学生,否则就不是。"   陈寅恪说:"我侪虽事学问,而决不可倚学问以谋生,道德尤不济饥寒。要当于学问道德之外,另谋求生之地,经商最妙。"   夏承焘评论陈寅恪时说:"著书有三种:最上,令读者得益;其次,令此学本身有发现;其三,但令读者佩服作者之博学精心。陈君之书,在二三之间。"   陈寅恪说:没有自由思想,没有独立精神,即不能发扬真理,即不能研究学术,一切都是小事,惟此是大事;他认为:中国自今以后,即使能忠实输入北美或东欧思想,其结局当亦等于玄奘唯识之学,在吾国思想上既不能居最高之地位,且亦终归于歇绝者。华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后渐衰微,终必复振。   石泉的《甲午战争前后的中国政局》,是在导师陈寅恪的指导下开题的,这是陈寅恪惟一一次指导学生作中国近代史学位论文,在很多细节上对石泉有发蒙解惑之力。但陈同时对石泉说:“我可以指导你,其实我对晚清历史还是熟悉的,不过我不能做这方面的研究。认真做,就必然会动感情,这样一来,看问题就不客观了。”   陈垣常对人说:"一篇论文或专著,作完了不要忙着发表,要给三类人看:一是水平高于自己的人,二是和自己平行的人,三是不如自己的人。"他以为这样可以从不同角度得到反映,以便修改。   据丰子恺在回忆他的老师李叔同时写到:   有一次他到我家。我请他藤椅子里坐。他把藤椅子轻轻摇动,然后慢慢地坐下去。起先我不敢问。后来看他每次都如此,我就启问。法师回答我说:“这椅子里头,两根藤之间,也许有小虫伏着。突然坐下去,要把它们压死,所以先摇动一下,慢慢地坐下去,好让它们走避。”   丰子恺崇拜李叔同,两人的师徒之情天高地厚。李叔同温柔高雅,举手投足间有夺人心魄的宝相,这正是丰子恺崇拜他的意义所在。所以夏丏尊说:"子恺被李叔同迷住了!"   赵元任告诉女儿,自己研究语言学是为了"好玩儿"。淡淡一句"好玩儿",背后藏着颇多深意。   周作人说:“科学其实也很道德!”   一次习作,学生引用《资治通鉴》。顾颉刚说:“引用古书资料,要用原始书,《资治通鉴》是二手货,不足取信于人。”   又一次,粗心大意,写错字,老师骂他:“要细心,一个字不可轻轻放过。”   再一次,他出大题目要写作,这次老师骂他更狠:“你的毛病好出大题。要知道大题目费大功夫,不易做得充实;小题目可以做得充实有力,无懈可击。某些事,可以大题小作,在学问上则要小题大做。”   古直在庐山东林寺设帐收徒,杜宣等人前去听课,古直问他带了什么书,杜说只带了一部《辞源》,古直勃然大怒:"怎么我的学生用《辞源》?"杜说:"我不认识的字,不查《辞源》查什么?"古更加怒了,大声地说:"怎么,我的学生查《辞源》?"后来古直缓和下来,才说:"做学问,不能靠二手货,不懂的字,要查《说文》,查《尔雅》,查《水经》","要查这个字的第一次出现的地方,这样才可靠。《辞源》这一类书,是二手货,不可靠的。我们做学问要有穷根究底的精神才行。"   蔡东藩有语:“我为我文,不必不学古人,亦不必强学古人;不必不学今人,亦不必盲从今人。   蒙文通语与学生:“学问可以不做,却要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人。”   “聪明人要用笨功夫”。这是胡小石先生告诫其高足王季思的一句话。王季思早年在东南大学受教于胡先生。一次他将自己的一篇论文送请胡先生审阅。论文评析元好问的《论诗三十首》,王季思用张华“平关之役,利在获二俊”之言诠释“论功若准平关例,合著黄金铸子昂”二句。胡小石认为这一典故仅说明了前一句,而后句却未有着落,因而建议他去查《国语》一书。季思先生遵嘱查阅,方知后一句乃用《越语》中勾践用黄金为范蠡铸像的典故。   陈中凡研读古书“审谛九事”:别真伪,识途径,明诂训,辨章句,考故实,通条理,知家法,察史实,知流别。   陈望道说:“一个人,如果要在事业上有所成就,需要七分学者气,三分才子气。学者气长到十分就会呆,才子气长到十分就会浮。”   顾随每次步上讲台,常是先拈举一个他当时有所感发的话头,然后就此而引申发挥,有时层层深入,可以接连讲授好几小时甚至好几周而不止。举例来说,有一次先生来上课,步上讲台后便转身在黑板上写了三行字:“自觉,觉人;自利,利他;自渡,渡人。”   初看起来,这三句话好像与学诗并无重要之关系,而只是讲为人与学道之方,但先生却由此而引发出了不少论诗的妙义。先生所首先阐明的,就是诗歌之主要作用,是在于使人感动,所以写诗之人便首先须要有推己及人与推己及物之心。先生以为必先具有民胞物与之同心,然后方能具有多情锐感之诗心。于是先生便又提出说,伟大的诗人必须有将小我化而为大我之精神,而自我扩大之途径或方法则有二端:一则是对广大的人世的关怀,另一则是对大自然的融入。   叶嘉莹学成出师,南下的时候,顾随对她说:“不佞之望于足下者,在于不佞法外,别有开发,能自建树,成为南岳下之马祖,而不愿足下成为孔门之曾参也。”   这重托让叶嘉莹一生都忘不了,她说:   我之所以在半生流离辗转的生活中,一直把我当年听先生讲课时的笔记始终随身携带,惟恐或失的缘故,就因为我深知先生所传述的精华妙义,是我在其他书本中所绝然无法获得的一种无价之宝。古人有言“经师易得,人师难求”,先生所予人的乃是心灵的启迪与人格的提升。   ——《顾随全集·序言》   夏承焘先生还曾在日记中记下这样一个梦,谓其前身为宋徽宗云云。但是先生更加重视的还是后天的努力。他说:“我曾经谐笑地告诉一位朋友,‘笨’字从‘本’,‘笨’是我治学的本钱。”他的成就、他的词学建树,就是在“笨”字上下功夫而取得的。   周祖谟读书做学问遵循着"次第读书法"。他说:"专攻某一门学科,也要先读有关的基础书,然后兼及其它。如从事语言研究,语言学就要先学好,要会发音,会用音标记音,这是必要的一个次第;从事文学研究的,文学史概要就是必要的一个次第;关于语言文字,就得先看《说文解字》,然后才能研究古文字;研究历史,应先从通史入手,再进行断代史研究。"   冯至在自然、人生、生命几个方面的思考都是很有意义的。他主要提出了几个问题:   一、忍受寂寞,忍耐,默默担当一个大宇宙。像自然一样默默;   二、平凡中的伟大,居于幽暗而自己努力像自然界的贵白草一样"不辜负一个名称",像往山上凿路的老人、化缘在孤岛上建造灯塔的人一样做有益的事业,体现平凡中的伟大;   三、以自然为楷模,维持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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